黨的二十大明確宣布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深刻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

事實上，與過去我們對照著成熟市場經濟體制搞改革謀發展不同，邁入新征程后我們對很多問題的探索已經進入“無人區”了：我國是人口規模巨大、經濟體量超大、區域差距也極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要在這樣一個大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任重道遠。所以，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

在新書《探路》中，基于如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問題，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從經濟角度帶來了六個層面的深度解讀，真知灼見，以饗讀者。

 出路一

 堅持全球視野，8大城市群將成為動力源

近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持續推進，常住人口城鎮化率2021年末已經達到64.7%，比2012年末提高了11.6%。目前，我國城鎮常住人口超過9億人，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人以上的超級大城市有七座，500萬-1000萬人的特大城市有14座，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城市體系。

各類城市正由各管各的發展階段邁向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階段。特別是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等地區已經開啟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征程。其中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等為主的城市群經濟總量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例超過40%，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壓艙石”、動力源。

2013年，我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偉大倡議，亞歐大陸的整體格局正在悄悄發生變化，特別是中歐班列的開通和運行將幾乎中斷的亞歐大陸橋變成了沿線國家間“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陸上絲綢之路。在這樣的大格局下，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經濟版圖也將發生新的變化。事實上，與海洋貿易相比較，這種基于跨國班列的陸路貿易有四重經濟價值：

一是壓縮了貿易環節，進而推動貿易分銷體系產生新的變革；

二是以比空運省錢、比海運省時的獨特優勢豐富了國際運輸服務供給；

三是沿路推行“三互”大通關和多式聯運“一票制”，將推動形成陸路貿易規則和標準體系；

四是既給鐵路樞紐城市帶來了樞紐經濟，也給沿線帶來了通道經濟，從而更能適應各類貿易業態的創新發展。

也正是在跨國班列的帶動下，處于“世界島”中間的中國中西部地區由過去的開放末梢一躍成為開放前沿。依托這些內陸城市建設的國際陸港，如重慶、成都、西安、鄭州等陸港城市，正如海洋運輸中的海港一樣，必將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

目前，在中國與世界每年6萬多億美元的貨物進出口貿易中，有近4萬億美元的貨物貿易是與東盟、歐盟、中東地區、獨聯體地區、日韓地區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進行的，而這些貿易的運輸方式80%是海運，15%是空運，5%是鐵路運輸，今后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完全有可能形成近2萬億美元的貨物由陸路運輸來實現。

未來，在泛亞鐵路的推進下，中國與東盟近9000億美元的貨物貿易，如果有40%的運輸由泛亞鐵路及其跨境高速公路來實現，那么在我國西南地區的云南與東盟4000多千米的邊境線上，多年發展的邊境貿易將從原來邊境線上兩地居民互通有無的、單一層次的攤販式集市發展為多層次的口岸貿易、加工貿易、服務貿易等，進而推動沿線的通道經濟、口岸經濟、樞紐經濟快速發展，促進區域性陸港城市群的發展，形成沿邊開放的新格局。

從這個角度看，“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這句話有兩層意思：

一是要形成高質量的城市群、都市圈，不僅是現在東部沿海的三大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區也應該有新的城市群、都市圈，中西部地區將建成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西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甚至昆明城市群等；二是要發揮城市群、都市圈的輻射帶動效應，形成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格局。

 出路二

 破解“胡煥庸線”，重點打造“第六產業”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即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同時提出，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這兩件事其實都受“胡煥庸線”的約束。

根據胡煥庸（1935）的研究，從黑龍江璦琿到云南騰沖這一條線可將中國版圖在人口地理上大致分為兩部分，西北部是“大漠長河孤煙”，占全國國土面積的64%，人口卻只占總人口的4%；而另一邊是“小橋流水人家”，僅占全國36%的國土面積，卻聚集著另外96%的人口。雖然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演變，但這條線兩邊的人口地理格局基本沒變。

2020年，我國東部五省（直轄市）（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的人均GDP平均達到10.5萬元，西部六省（自治區）（新疆、內蒙古、青海、甘肅、寧夏、西藏）人均GDP平均為5.3萬元。東部最富的省級行政區如上海（人均GDP為15.9萬多元）與西部最落后的省份如甘肅（人均GDP為3.4萬元）之間的差距巨大，接近五倍。

總之，“胡煥庸線”是我們在研究區域協調發展、推動鄉村振興時面臨的一個基本約束。我們應在尊重這一基本國情的基礎上，更多通過社會的、經濟的、技術的手段來破解“胡煥庸線”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制約。

2021年，我國農村常住人口5.1億人，第一產業的增加值為8.3萬億元（占GDP比重的7.3%）。而這5.1億人中的絕大多數也分布在“胡煥庸線”的東南側，人多地少的東中部地區農村常住人口粗算有4.6億多人，成為鄉村振興的主戰場，可抓住以下兩個重點。

第一點，將農業這個第一產業打造成“第六產業”。

所謂第六產業，就是按“1+2+3”的思路，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來賦能第一產業，形成從“田園”到“餐桌”的高水平產業鏈、供應鏈。中國自近代以來就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突出的人地矛盾決定了我們沒有條件搞美國式的大農場主農業，當然不排除通過進一步的制度創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

不管怎樣，占人口總量36%的農村人口產出了7.3%的GDP，繼續困守在農業領域、就農業談農業是沒有出路的。出路在于要發展農業深加工業、涉農服務業。一些地方已將發展“一村一品”等特色農業與冷鏈物流、直播電商結合起來，探索出了根在農業農村、觸角延至全國各地的成功模式，就是以工業的思維、互聯網的思維經營農業。如果現在8.3萬億元的農業GDP被改造后能產出16萬億元的GDP，那農民的收入也會翻一番。

第二點，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目前中國農民最大的問題是97%的年收入來自勞動，幾乎沒有財產性收入。而城鎮居民的房產、股票等各種財產性收入，可能占整體收入超過50%。雖然農民每家每戶都有一畝三分地，但這一畝三分地尚不能變成可以產生現金流的信用品，無法給農民帶來財產性收入。

2019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和2020 年印發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的基本邏輯是：通過盤活農村“三塊地”，實現土地資源依法有序流轉，為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創造條件。比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按照與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同價的方式流轉，意味著無論賣多少錢，全部直接留給農村。

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村的土地級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周邊的農村土地，級差收入就越高。這些級差會全部返給農村。其中20%會補給村集體或鄉政府，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其余的70%-80%則要反哺出讓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農民。加上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廣，農民和農村因“三塊地”帶來的財產性收入會逐步增加，城鄉差距會得到較大改善。

關于西部大開發，關鍵在于要把西部的資源稟賦揚長避短地發揮出來，以比東部更快的速度提升西部的人均GDP。比如，西部地區有廣袤的土地，可以向以色列學習，在戈壁灘上規模化發展滴灌農業。假設以500畝為單位建設大棚設施，有若干個大公司逐步覆蓋10000平方千米的土地，預計將有7500億元的產值。

又如，西部地區陽光充足，雨量較少，地域遼闊，恰恰給建設光伏發電產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如果有一批超級大的光伏企業在新疆建設光伏電廠，規模達到10億千瓦的裝機，每年能夠運轉1500小時的話，就可以產出1.5萬億千瓦時電。按每千瓦時電0.2元計算，就相當于3000多億元的GDP。這些清潔能源在未來的10年甚至20年內，就可以產生人均兩三萬元，甚至四五萬元的GDP。

但是，提升西部發展動能背后的運作離不開五個“大”。事實上，這些年我國的西氣東輸、西電東送、西油東送以及正在發展的東數西算、下一步規模化發展的清潔能源基地和特高壓直流輸變電都屬于這五個“大”。

第一，一定是大資本的投入。無論是類似滴灌農業還是光伏發電這樣的項目，都需要達到一定的規模才能體現其經濟性，這是由西部的資源稟賦決定的。

第二，一定是由大企業集團來建設。不論是國有、民營還是國外的公司。這并不是歧視中小企業，而是因為中小企業根本無力承擔這筆巨額的支出。

第三，要用大技術，也就是要用高科技。過去也有大企業和大資本，但為什么沒有人干呢？因為沒有高科技。現在有了高科技才能有高產出。

第四，要面向國際國內大市場。比如滴灌農業項目，這與過去服務本地方圓幾十千米的小農經濟不同，這種項目的產出要通過與掌握國際供應鏈的企業合作，分銷到全世界，分銷到內地各個終端。

第五，一定要有配套的大系統。比如滴灌農業規模化生產出來的產品，要有高效的物流運輸體系將其分撥到國內的其他地區以及歐洲；比如光伏基地需要有特高壓輸變電系統才能把電由西部地區輸送到東部的高負荷地區。

按這個思路發展下去，十年以后通過新能源、清潔能源的發展可以使西部地區的GDP翻一番；再通過地下資源的開發、設施農業的發展，使西部地區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東西部差距就會從如今的兩倍縮小到一倍多。在此基礎上，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可以繼續推進東部給西部的轉移支付，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縮小東西部差距。

 出路三

 以實體經濟為重心，制造業的5個突破點

制造業是工業的軀干、經濟的基礎、民生的保障，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一環。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制造業發展存在兩個突出問題。

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來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時達到了32.5%的峰值，自2011年開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九年時間下降了5.8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比較，中國制造業在品種和質量上還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高端高質產品不足。很多產品屬于低端低質，在性能、可靠性、壽命、良品率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往往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環節。

二是同質化競爭嚴重，細分市場的開發不足。一旦哪個行業處于風口，大量制造業企業往往一擁而上，搞低水平重復，最后形成惡性競爭、產能過剩。

三是關鍵技術被“卡脖子”。在制造業許多關鍵環節中的核心技術我們尚未掌握，受制于人，很多產業鏈容易被“一劍封喉”。

四是缺乏引領國際的高端品牌。中國的制造業體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應的市場渠道優勢。

《“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產業體系除了要“穩定”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還要積極“進取”。未來要在以下五個方面努力實現新進展、新突破。

（1）以產業鏈招商打造產業鏈集群

要從過去招商引資就項目論項目的“點招商”模式向“產業鏈招商”模式轉變，打造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萬億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鏈集群，努力推動形成三種集群：

一種是制造業上中下游集群。比如汽車產業，一輛汽車有上萬個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產業、各種模組的70%-80%實現本地化生產。

另一種是促使同類產品、同類企業扎堆形成集群。當幾個同類大企業在同一區域落地后，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產業既可為這家龍頭企業服務，也可為其他企業服務，讓同類產品、同類企業扎堆落戶，形成集群。

最后一種是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形成集群。在新產品開發的過程中，會有很多從事研發、設計、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知識產權應用等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為之配套，這就涉及創新鏈條的延伸。

（2）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補鏈、擴鏈、強鏈

要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實施“補鏈”、“擴鏈”和“強鏈”行動計劃。

實現更高層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即針對我國相對薄弱的物流、保險、工業設計、金融科技、數字經濟等生產性服務業，加大力度吸引優勢外資進入，補我國供應鏈的短板，即“補鏈”；利用業已形成的貿易關系，將產業鏈上下游優勢企業導入，形成產業鏈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擴鏈”；推動現有優勢企業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提升我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即“強鏈”。

這種產業鏈集群既有助于我們防范和應對類似新冠疫情這種因天災導致的全球“斷鏈”風險，又因為產業鏈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的市場份額，可以有效阻遏未來在某些關鍵領域被人“卡脖子”的風險。

（3）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組織上中下游產業鏈水平分工，又能實現垂直整合的制造業龍頭企業

中國制造業門類齊全，實際上已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個十分突出的產業能力，即對復雜產品的組裝能力。與掌握著“三鏈”的跨國公司相比，我們所在的中間環節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這一能力，因為它是由成百上千家企業組成的產業鏈上的“龍頭”。

過去跨國公司在中國建了不少合資的汽車主機廠、手機組裝廠、家電組裝廠等，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很多的內資企業已經培養出了這種大規模制造和管理的能力，為我們培養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時代的制造業龍頭企業打下了基礎。

（4）培育中國自己的生態主導型“鏈主”企業

微軟公司、谷歌公司、蘋果公司是生態主導型企業的典型例子。以蘋果公司為例，它已經是一個“無部件制造商”，是一個以知識產權為基礎組織全球價值鏈的、特殊的商業組織。當前，中國在部分領域已有此類企業出現，比如華為，我們要倍加珍惜。

一是要用中國大市場為這類企業推廣其應用、迭代其技術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勵這類企業樹立全球視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過搭建國際交流、項目合作和市場開拓平臺，幫助這類企業在全球進行知識產權、行業標準的布局。三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生態主導型“鏈頭”企業的共同特征是在底層技術上形成自主的知識產權。支持此類企業發展壯大，強化其知識產權保護就是從根本上對其競爭力形成有效保護，這方面尚需要持續加強。

（5）謀劃和布局一批符合未來產業變革方向的整機產品

這是新一輪產業變革的制高點。產業鏈集群化真正的主戰場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萬億美元級別的耐用消費品。事實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會有4-5個代表性的耐用消費品進入千家萬戶，成為風靡一時的消費主流。

當下，就應該搶抓未來的“四大件”“五大件”。今后二三十年，能夠形成萬億美元級別市場的“五大件”，大體包括以下五種：一是無人駕駛的新能源汽車，二是家用機器人，三是頭戴式的 AR/VR（增強實現 / 虛擬現實）眼鏡或頭盔，四是柔性顯示，五是3D（三維）打印設備。要積極進行前瞻性布局，主動出擊，圍繞這些重點產業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

 出路四

 釋放市場紅利，核心要處理好兩個關系

如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核心就是要處理好兩類問題，即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國有與民營的關系，進而放大中國作為超大規模單一市場的優勢和紅利。

（1）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明確了“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二十大再次對此進行強調。新征程上，我們要圍繞這兩句話繼續深化改革。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里面的“充分”和“決定性作用”著重體現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兩句話，“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維護市場、彌補市場、發展市場方面有所作為，以有為市場促進形成高效市場。

（2）處理好國有與民營的關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以下簡稱“非公經濟”）。這里面有一個認識問題、兩個操作問題。

改革以來，我國大致形成了政府、非公主體、公有制主體這三類經濟主體的經濟貢獻為 15∶60∶25 的占比格局。對于社會整體來說，這個比例不僅是合理的，也是穩定的。這樣，政府和公有制主體的經濟貢獻加起來占40%，可以起到有效調節經濟運行的作用，非公主體的經濟貢獻占60%則有利于保持經濟活力、涵養就業、促進創新等。

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經濟發展。判斷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有一個核心指標，就是全部民企的凈資產增長率。如果一個地方的民企每年僅僅是總資產在增加，而凈資產不增加，則說明負債在增加，經濟杠桿率在增加，有可能產生泡沫。如果全社會的企業盡管有利潤但凈資產在減少，就說明有更多的企業在虧損或者是有企業在轉移資產。

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關鍵之處在于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的六條要求：一要切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要采取措施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三要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特別是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四要完善政策執行方式，將“加強產權保護”落到實處；五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六要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這里面的關鍵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特別是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做好了既可以盤活天量的國有資本，又可以“四兩撥千斤”地撬動社會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整體經濟賦能。

在當前綠色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國清潔能源產業蓬勃發展，其中必將出現幾家生態主導型的企業和幾百家甚至幾千家獨角獸企業。對于這些企業，我們要吸收上一輪互聯網浪潮中我國企業被外資控制的教訓，以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為依托，主動培育這些潛在的獨角獸，分享產業發展紅利。

這兩件事做好了，中國經濟將在勞動力紅利之后迎來一個新的紅利，也就是我們的超大規模單一市場所產生的紅利，即市場紅利。

 出路五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著力克服三個短板

當前，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是新形勢下適應新科技革命要求、打破各種脫鉤斷鏈圖謀、謀求科技自立自強的有效手段。

（1）中國經濟有條件、有能力不斷開辟新領域、制勝新賽道

從需求端看，中國有規模龐大的單一市場，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而且這個市場在不斷升級換代，這將為本土創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從供給端看，中國有規模龐大的人才隊伍、工程師隊伍，有隨時可以將各種創意、創新、創造進行產業化的市場主體群。2020年，我國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規模近2.2億人。2000—2020 年的20年間，中國培養了6000萬名工程師。2021年有4萬多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4700多家專精特新“小巨人”，800多家制造業單項冠軍。

從經濟規律看，技術進步存在偏向性技術變遷的普遍特征，以新能源汽車為例，目前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銷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的60%左右，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全球占比在50%左右，這既與中國試圖擺脫石油依存度過高的一系列努力有關，也與我們多年來大規模建設電網基礎設施有關。

（2）新形勢下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必須加快形成新型舉國體制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一些核心技術突破極有可能在未來10-15年發生，必將促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和創新鏈發生分解重構、融合創新，應對“卡脖子”“科技脫鉤”，必須加快形成新型舉國體制。

一是要加快形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按照“四個面向”要求，聚焦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布局建設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搶占事關長遠和全局的科技戰略制高點，為核心技術攻關和產業創新提供支撐。

二是要組織開展一批重大科技攻關項目。發揮“五個一批”的作用：解決一批科技難題、形成一批原創性成果、培養一批優秀科技人才、培育或支撐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占領一批國際科技創新前沿高地。

三是要按照“揭榜掛帥”的原則實行科技“賽馬制”。實行重大科技項目“揭榜掛帥”有利于形成相互競爭、萬馬奔騰的“賽馬制”，針對同一個科技問題形成多路線、多方向、多種解決方案，通過比選、分析，形成更加科學合理的聯合攻關方案，減少科學探索的盲目性，節約科技資源。

（3）加快創新驅動要與市場和資本有機結合起來，克服創新鏈條的三個短板

當前我國在科技創新方面仍存在三個短板，分別對應創新活動從無到有再到產業化的三個階段。做好創新驅動，關鍵是針對這三個階段存在的短板分類施策。

創新的第一階段是“0-1”，是原始創新、基礎創新、無中生有的科技創新。這是高層次專業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實驗室、在大專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業集團的研發中心搞出來的，需要的是國家科研經費、企業科研經費以及種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建議集中優勢資源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在未來五年內將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經費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的年份逐步提高。

創新的第二階段是“1-100”，是技術轉化創新，是將基礎原理轉化為生產技術專利的創新，包括小試、中試，也包括將技術成果轉化為產品開發，形成功能性樣機，確立生產工藝等。這是各種科創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業務。接下來，要進一步理順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的激勵約束機制，全面落實科技成果轉化獎勵、股權分紅激勵、所得稅延期納稅等政策措施，健全市場化的績效評價與收入分配激勵機制。要通過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從事應用技術開發與轉移的專業機構和技術經理。

創新的第三階段是“100-100萬”，是將轉化成果變成大規模生產能力的過程。要發揮科創板的示范作用，為創新注入資本動能。凡是屬于“卡脖子”的技術產業化項目，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能夠以產頂進、降低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有利于促進內循環、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要力爭將科創板打造成與美國納斯達克相媲美的資本市場，以科創板為龍頭激活全流程創新鏈條，進而掀起全社會開展大規模科技創新活動的高潮。

 出路六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部署完成5個任務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為此，部署了五個方面的任務。

（1）以推動制度型開放為重點貫通內外循環

要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讓中國的超大規模單一市場成為全球要素資源強大的引力場，就需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讓內循環與外循環有效貫通起來。

一方面，要以內外貿一體化為重點，推進內外貿監管體制、經營資質、質量標準、檢驗檢疫、認證認可等的銜接工作，實現同線、同標、同質。支持市場主體內外貿一體化經營，促進內外貿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向研發設計、關鍵零部件生產、維修與再制造、銷售結算等產業鏈中高端延伸；依托開放平臺開展內外貿一體化試點，打造內外貿融合發展平臺，支持建設內外貿“一站式”解決方案。

另一方面，圍繞我國對外開放長期存在的短板領域如金融服務、教育、醫療、衛生、養老和數字經濟等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繼續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同時要在國民待遇、公平競爭、知識產權、環境保護、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等方面繼續深化改革，特別是在政府行為法治化方面邁出新步伐，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

（2）以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為重點建設貿易強國

在過去十年中，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主要是由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推動。權威機構預測，到2030年全球商品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將因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技術的進步減少10%，到 2040年服務貿易的占比有望提高到30%。中國已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要成為貿易強國必須在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上發力。

目前，中國已經申請加入 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將有助于中國與國際上的高標準數字規則進行兼容和對接，推動數字貿易領域的開放，為企業提供數字產業合作的機會。可以預見，未來我國服務貿易額占全部貿易額的比重將會逐步提升，服務貿易中數字貿易的比重也會逐步提升，服務貿易、數字貿易將與貨物貿易一道，支撐中國貿易強國建設。

（3）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帶動全域、全方位對外開放

邁入新征程，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突破一些瓶頸和障礙，加快形成以中歐班列為依托，以沿線主要樞紐為支撐，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融合的國際經貿合作大通道。特別是要考慮通過對運力布局的優化調整，為帶動全域、全方位對外開放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除了北上（東中部兩通道）、西出（西部通道）兩大戰略方向，還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個是西部陸海新通道，另一個是以中老、中越、中緬三大通道為依托，面向中南半島的南向通道。這些通道在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無縫連在一起的同時，也將帶動相關區域的對外開放邁上新臺階。

（4）實施“自由貿易港+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戰略

作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自由貿易港、各自貿試驗區牢牢把握制度創新這一核心任務，主動對標國際經貿規則，形成了一大批創新探索成果。其中，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已進入具體施工階段，預計2025年封關運作，這將是一個里程碑。

總的來看，國際經貿規則演進的基本方向是“三零”，即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由邊境外措施向邊境后開放轉變，更加強調營商環境的趨同化。這就要求自貿港、自貿試驗區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標準和更實的舉措開展創新探索和壓力測試，重點圍繞高水平經貿規則所涉及的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為中國參與國際經貿新規則談判和全球經濟治理探索新經驗，形成新示范。

（5）以“人民幣國際化+高質量走出去”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

從“穩慎推進”到“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正步入制度設計與行動的有序發展新階段。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數據顯示，人民幣國際支付份額于 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過日元成為全球第四位支付貨幣，2022年1月進一步提升至3.2%，創歷史新高。

接下來，要在進一步擴大與沿線國家和地區人民幣互換和清算安排的基礎上，推動中國與沿線的貿易和投資盡可能以人民幣計價、以人民幣收付、以人民幣結算、以人民幣儲備，在擴大使用中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預計未來15年，隨著中國跨境貿易、大宗物資進口、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逐步推行以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國際化將取得重大進展。預計人民幣在支付結算中的比重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到2035年人民幣在支付結算中的比重將在1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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