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深受歐美國家基于人與自然二元對立而形成保護思想、理論和方法的影響，總是把社區當成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的敵人。大幅降低人類活動或把當地社區從保護區核心區趕出去當成了“嚴格保護”的代名詞。《國家公園法》征求意見稿承認了國家公園內核心區社區的客觀存在，并以立法的形式認可了社區在國家公園核心區內開展生計活動的權力。這一突破標志著整體主義回歸人與自然關系的主流，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為創造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中國故事、創新中國方案、創建中國理論提供了制度前提，有利于消除對長期以來在發展中國家將社區看成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敵人這一錯誤觀念，開辟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新階段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家公園是當地社區生計和文化的基礎

我國已劃界自然保護區內生活著千余萬居民，這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難點，也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鮮明的特點。在武夷山國家內，旅游、巖茶成就了當地社區的富裕，也成了地方經濟的臺柱子，生計活動和市場力量已經威脅到自然和文化遺產原真性和完整性。而在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祁連山等國家公園，當地社區依賴自然資源而生存，農牧民生活和當地經濟發展比東部地區存在較大的差距。面積為1．46萬平方公里的東北虎豹國家公園內及周邊有居民7．5萬多人。青海三江源國家公園有6．46萬牧業人口，而祁連山國家公園青海片區有119個村莊。長期以來主要以公園內的生物資源為生，依賴狩獵、放牧、采藥、伐木、采薪等傳統生計方式。因人口增加、技術和市場等多方面的因素，傳統生計方式破壞了當地的自然資源，已經威脅到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安全，甚至國家整體性生態安全。本世紀以來，尤其是開展國家公園試點以來，狩獵、盜伐、濫采和無序放牧和采集活動等不可持續資源管理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隨著鄉村振興、共同富裕工作落實落地，生態文明理念、高質量發展理念進一步深入人心，亟需國家公園管理部門和相關地方政府用于探索在落實最嚴格保護的前期下，推動社區為基礎自然資源可持續管理，創建山水湖田草沙生命共同體，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當地社區就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體

當地社區生產和生活、傳統知識維護著特定的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及其多樣性。刀耕火種具有悠久的歷史，是人類用火來控制和馴化植物和生態系統的一種農耕形式，各國山地民族在選地、砍伐、火燒、播種、收獲、休耕輪回中哺育了各國山地民族，形成了多樣的傳統醫藥、生活習俗、宗教傳統和相隨的物種、品種和森林、草原、濕地、荒漠鑲嵌的社會生態系統。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下，各國山地農耕系統都趨向于過密化，而不是用綠色革命技術武裝起來的現代農業徹底替換。在我國云南，傳統刀耕火種在休耕期間可為大象留下生活空間和食物，而一味封禁結果森林茂密了，大象缺乏食物致使不斷入侵農田。朱鹮是我國物種保護最成功的典范，而她必須生活在農林交錯地帶，食物主要來源于無污染的農田，沒有人就沒有這美麗的鳥兒。在祁連山國家公園內，當地牧民說，草場不養牲口，火災就易頻發。沒有駱駝的啃食，在內蒙騰格里沙漠的梭梭林極易退化而失去繁衍能力。當地社區和森林、草原、農田、塘壩等鑲嵌在一起而構成復雜山地生態系統。人與自然長期處過程中，形成了可持續的社會生態系統，呈現出在維持一定強度人為活動前提下獨特的生物多樣性特征。這體現整體觀、系統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思想蘊含了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的不間斷文明的精髓。

當地社區是國家公園文化高地建設的載體

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擁有原住民社區的國家，原居民和土著民族呈現了與主流價值不一樣的整體和多元化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他們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所起的作用，甚至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拓展了想象空間。在我國，各民族與所處的環境融合，形成了飲食、語言、習俗、建筑、禮儀等特色文化和民俗風情。在祁連山國家公園里，漢、藏、回、蒙古文化交融，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織，不同宗教呈現了中國化，民族團結如一家，這與農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濕地、荒漠、冰川等神奇構件鑲嵌在一起而成和諧人與自然統一體。這呈現在當地農牧民日常的生產生活方式中，是中華民族內心世界和精神特質的具體表達，應當是祁連山國家公園不可或缺、最為珍貴的部分。當地社區就是國家公園文化高地建設的載體，文化建設的主人。這會成為生物多樣性保護中國實踐、中國故事和中國理論關鍵內容，而有別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始終難以處理好保護和發展的矛盾，由殖民地進化來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摧毀原住民文化和自然生態系統殘忍中孕育出點滴人性良知，及老歐洲從生態徹底破壞中悟出的可持續發展訴求。中國是在民族團結如一家社會建設中，在人與人和諧的基礎上探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之路，而這與美、加、澳及許多發展中國家原住民文化及與生物多樣性內在聯結依然沒有得到主流文化的認同，而受到主流文化的歧視、侵蝕和更新完全不同。我們由理由有條件把國家公園社區建設成為全球生態文化的高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學習榜樣。

讓社區成為國家公園建設受益的主體

國家公園建設旨在實現和諧共生。“當地社區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敵人”的傳統保護思維還難以消除。國家公園要求實行最嚴格的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存有不少限制當地居民對資源的習慣利用和傳統權力的條款，這就成了割裂當地社區和自然資源關系的理由。只要把社區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敵人，當地社區就會成為國家公園建設的障礙，就會制造出沖突而不是和諧，生態保護與社區發展的矛盾就會日趨突出。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當下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常言道：政策上預留一條縫，基層鬧出一片天。只要給政策靈活性，基層組織又會把保護擱置起來，快速將資源變現，實現所謂的經濟發展。國家公園建設是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探索的排頭兵，理應兌現責任擔當，尋找破除影響保護第一、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同頻共振的體制機制障礙，實現為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需要在思想上尊重社區，理念上堅持社區優先，決策上堅持社區參與，政策上靶向精準。不能簡單將創造就業機會、提高補償標準、提供優惠政策等物質利益作為換取社區對國家公園建設的支持。開發環境教育、特許經營、生態體驗項目，一定要建設好當地社區和農牧民決策參與的渠道。只要當地社區將來能做的事，給與農牧民扶上馬、送一程，絕不能以當地農牧民能力不夠等借口剝奪當地社區參與國家公園管理與維護活動的機會，把“社區是國家公園建設的主體”理念做實。

加強黨建引領，提高鄉村治理水平。國家公園相關社區要么深受市場的干擾，要么地處偏僻、人煙稀少，黨建工作總體薄弱。要加速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村級基層治理機制、提高村級治理水平，把工作著力點放在彌補國家公園內村級治理體系短板上。一村一策，有針對性選派村兩委干部，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成堅強戰斗堡壘。組織開展黨員聯系農牧戶，加強對脫貧人口、低保對象、留守兒童和婦女、老年人、殘疾人、特困人員等人群的關愛服務。在黨建引領下，增強政府的治理與協調能力，補缺短板調動社會力量，激發社區原生動力，建立系統性、綜合性的共建共享共治的鄉村治理格局。

發展集體經濟，提高鄉村組織化水平。建立以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為紐帶、其他經濟社會組織為補充的村級經濟再組織化體系。集體經濟組織要發揮在管理集體資產、合理開發集體資源、服務集體成員等方面的作用。鼓勵采用分股、分利等多種方式將社區自然資源統一集中起來，創新集體化自然資源管理模式。挖掘社區特有的文化特色，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的積極作用，增強社區內生動力。

發展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的生計。針對自然資源非法利用行為和環境不良習慣，設立包括生態管護崗位并動態調整。發揮村集體的作用，推動成立巡護、宣講、生態向導、餐飲、住宿、地方特色工藝品等專業協會，開展培訓提高農牧民的能力，讓專業協會成為培養農牧民為生態保護者的平臺。探索建設入口社區和特色小鎮，在嚴格保護前提下發展生態旅游、生態體驗、自然教育、科普游憩、特色農林等生態友好型產業。建設國家公園區域公共品牌，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

推動地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家公園相關的縣域應當將綠色發展至于優先的位置，謀劃盡早結束過密化農牧業發展的路徑和技術方案，降低農牧業生產的碳投入，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牧業的現代化。防范包括種養業、生態修復活動在內的外來物種入侵。以更加自然的方案修復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尤其要特別關注生態系統功能的修復，如傳粉、食物鏈、物種基因庫、傳統知識和文化。合理謀劃、科學預測公園內社區和縣域人口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實事求是做好規劃，引導社區農牧民適當集聚，撤離零散分散居住地和生存條件惡劣、地質災害頻發的區域。保留承載著歷史變遷、積淀著地方文化的自然村落。嚴格控制商業資本進入，嚴格管控從基礎設施、民生項目外發展項目落地。發展綠色產業，建立入口特色小鎮。

社區本就是國家公園的一部分，兩者是一個整體，構成了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保存了自然的原真性、社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復雜性，蘊涵了人類文明和自然璀璨魅力。

文 ｜ 劉金龍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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