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系統闡述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下數字政府建設的新要求，擘畫了數字時代中國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路徑。《意見》指出數字政府建設要主動順應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趨勢，充分發揮數字政府建設對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生態的引領作用。這些論述，表明政府不僅應當重視“運用數字技術的治理”，而且需要關注“面向數字技術的治理”，突出了數字時代政府職能轉變的重大意義。

政府職能轉變貫穿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是政府持續調整與市場、社會權責邊界，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見》明確以數字化改革為新語境，是對以往政府職能轉變相關討論的一次重要拓展。《意見》明確要求“以數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職能轉變”，表明數字技術具備推動政府履職效能優化的巨大潛力。舉例來說，各級政府可以充分運用“互聯網＋”的技術手段，通過跨部門、跨層級和跨區域的流程再造和數據共享，實現行政審批和服務事項的一站式在線辦理，形成無差別服務、實現全流程監督，從而推動政府高效履職、規范執法，助力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不斷優化營商環境。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但是數字技術的使用者，更是數字技術及其應用的治理者。相應的，《意見》的一個關鍵突破就在于把政府職能轉變看成數字時代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要保障。《意見》第七部分專門強調，以數字政府建設全面引領驅動數字化發展，并要求以數字政府建設助推數字經濟發展、引領數字社會建設、營造良好數字生態。換言之，政府需要順應數字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回應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發展中的新挑戰，系統重構政府職責體系。這一論述，標志著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已經超越工具創新、組織變革的狹義范疇，開始把健全完善與數字化發展相適應的政府職責體系作為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內容，開創了廣義數字政府建設的新局面。

探討適應數字化發展的政府職能轉變有著十分重要的時代意義。當前，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為經濟社會運行和公共治理帶來了新的可能，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然而，技術本身并不能夠保證善治，政府才是激發數據潛力、引導技術向善的關鍵所在。在經濟領域，“互聯網＋”、大數據等具備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的突出優勢，能夠極大提升資源的配置效率，為偏遠農村地區的商戶提供低成本融資、經營的極大便利，但數字技術也會帶來平臺壟斷、大數據殺熟等突出問題，容易引發不平等競爭，導致收益分配失衡。在社會領域，移動辦事、算法輔助決策為公眾獲取可及、便利和低成本服務提供了新工具，同時也會帶來數字鴻溝、算法歧視等新挑戰，甚至還會引發電信詐騙、網絡犯罪等新型社會治安問題。由此可見，在數字時代，政府既需要為數字技術的運用創造條件，也要為其設定底線。

加快推進適應數字化發展的政府職能轉變，要求各級政府以法治為底線、以善治為追求。近年來，我國陸續發布施行了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正在持續完善數字化發展的法治框架，為數字經濟、數字社會和數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規則。作為行政機構，政府首先需要依法履職，確保市場主體、社會成員在法治框架內探索數據驅動的經濟社會運行新形態；作為公共部門，政府還需要嚴格依法行政，在隱私保護、算法倫理等方面率先垂范。各級政府更要認識到，法律法規側重確立數字時代的消極規則，重在通過限制性條款保障公民、法人的基本權利；作為元治理（治理的治理）主體的政府則應當重視建立以發展為導向的公共治理機制，通過促進市場、社會中的各類主體開展合作互動，激發數據資源價值、為公眾創造更大公共利益。鼓勵和規范政產學研用等多方力量共同參與數字政府建設，則是實現這一富有挑戰性目標的重要途徑。

文 ｜ 高翔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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