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國經濟，正被各色人物從不同著眼點，用傳統和非傳統的統計口徑檢驗著。肯定有類似于章家敦的預測笑話要跑出來，但那些運用傳統統計口徑的預測者，也應避免誤讀中國總量經濟統計數字背后的良性因子，而推導出悲觀的結論來。

　　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達到中高速增長區間的中位數6.5%左右，一批習慣于用傳統統計口徑衡量中國經濟績效的觀點又跳出來，其中一個觀點說，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到2%以下，去掉物價因素，很可能增長是負的”。這個觀點據說來源于一個調研，但顯然不具有統計代表性。用一個個案調查來否定國家統計制度網點上來的抽樣數據，是要鬧大笑話的。

　　怎樣預測2019年的增長趨勢呢？應該說，中國經濟換擋增長、結構調增和供給側發力，比如“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組合，使傳統統計量呈現一定的失真。原因是如果當年的統計抽樣，比如規模以上統計網點的企業處在成長性產業鏈上，國民經濟增加二產、發展三產的大潮中，這些經濟的增加反映了國民經濟體系的良性擴張。但是，經過數十年增長，這些產業累積的過剩產能達到世界規模，比如我們生產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鋼鐵、水泥和煤炭，對應上述產業的衍生鏈條產能也相當大。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壓縮這些行業的產能時，應該意味著增速下行。這些過剩產能領域的資金、設備和人力資源在機會成本取舍意義上與投入到對應行業的上行數字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反映國民經濟體系的結構變化。

　　同時，統計量的調整總是滯后于實體經濟過程的。比如，印度調整國民經濟統計欄目，就比中國晚了將近30年。我國經濟走入新常態后，結構變遷速度加快，老的統計欄目尚未調整，新經濟的統計網點和欄目尚未制度性增加。這時候，對中國經濟的“讀秒”判斷，一定會出現結構斷點時期沿用傳統統計數據的錯誤。

　　2018年，中國經濟的績效應該是總量穩定中伴隨結構裂變，一些傳統統計數字看起來不那么強勁。但是，稍稍撇開傳統統計，對新增經濟成分做一些質感性的繪制，積極穩健向好的畫面還是相當系統和可預期的。

　　第一，2017到2018年，中國增加了2400萬家市場主體性中介企業。市場主體往往伴隨高端服務交易做市，一方面，這些中介在創新設計方面充實了中國的車間經濟;另一方面，這些中介在做市和廠商中間品市場方面彌補了中國大生產有基礎原材料市場，缺廠商中間品市場、無定價權的窘境。顯然這是結構變遷的好兆頭。

　　第二，2018年第三季度就完成了全年的就業任務，這一點和美國一樣，在GDP增速下行同時，就業反而連續5年超常規增長，這一點可以用新經濟的勞動就業彈性比舊經濟高來解釋。

　　第三，中國數字技術支持下的互聯網經濟大爆發，加上服務業PMI的多年超高指標，以及三產結構的快速變遷，事實上為前兩個超常規增長的可持續做了最好的注腳。

　　中國經濟2019年的畫面相當好。當然，負面的動力也存在，這一點，我們要強調中國宏觀貨幣政策須注意超調現象，今年經濟中流通中現金(m0)不到2013年的3/4，這時候，不少人還奢談什么灰犀牛，不談過調，是一種宏觀管理的麻木。政策層面目前已經對此放出積極信號。2019，中國經濟的肌體將更加強健，人均GDP將越過10000美元，兩只腳已經踏進發達經濟所需要的門檻線。我們應該將這些成績作為對中國經濟的定力和信心來源。

(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