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貨幣政策來看，今年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7.53萬億元，同比多增9671億元。考慮到上半年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實際信貸增量更高。下半年，信貸增量將繼續受到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影響，按照兩年11.4萬億元的置換計劃，平均每年應置換約5.7萬億元。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越快置換完畢，債務負擔也就盡早得以減輕。有機構預計，2016年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總規模很大可能會高于5.7萬億元。如果保守以5.7萬億元作估計，假定其中2/3為銀行貸款，當信貸全年增速為14%，信貸新增12.5萬億元時，實際信貸增量可能已約為16萬億元，增速高達17%以上。若達到這一增速，流動性總體應無虞。

　　在人民幣匯率方面，對人民幣的看法由此前的“雙向彈性浮動”轉為“合理均衡位置維持穩定”，顯示人民幣匯率管理方面也有較大靈活度。一方面，匯率政策要服務于國內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資本大幅波動帶來的流動性風險與系統性風險。

　　用好組合政策，財政政策是下階段發力重點。當前，經濟下行是有效需求不足與供給結構失衡的疊加，貨幣政策效應相對有限，更應重視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下半年財政政策將進一步發力。在方向上，會從減輕稅收負擔和擴大財政支出兩個方向同時推進。

　　一方面，擴大財政支出可用來對沖民間投資下滑。2015年上半年和今年民間投資增速出現大幅下降，與資本回報率下降、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等因素有關。當前，民間投資中接近45%是制造業投資，30%左右是房地產投資。今年初到5月末，制造業投資增速從8.1%下降至4.6%，同時期民間投資增速從10.1%下降到3.9%，二者具有趨同性。雖然上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回升，但主要是國有大型房地產開發企業擴大投資，中小型民營房地產企業的投資力度并未增強。在穩增長措施中，政府加大了財政支出和對基建投資的投入，而這部分主要體現為國有投資的回升，民間投資被“玻璃門”擋在公共設施及服務等具有穩定回報和較高收益的領域之外，參與極少。短期而言，民間投資難見顯著回升。

　　相較而言，“減稅降費”對于民間資本的影響更為重大。當前，民營資本獲取信貸的難度增加，貨幣政策對提升民間資本投資有限。通過減稅降費可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生產積極性，提升企業投資回報率。民營資本市場嗅覺靈敏，已經在部分新興產業領域例如電池、新能源汽車等展現出積極的投資熱情。政策應切實降低民營投資成本，破除投資壁壘，才能真正看到民間投資的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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