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幅度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我國統籌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和減緩氣候變化的關鍵著力點

　　我國尚處于工業化、城鎮化較快發展階段，既要滿足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又要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減緩二氧化碳排放，就必須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走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路徑。大幅度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強度，即大幅度提高單位能耗和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經濟產出效益，即成為統籌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與減緩全球氣候變化的核心指標和關鍵著力點。處于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發達國家需要確立包含二氧化碳等全部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是“總量”下降的絕對減排指標。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所確立的是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的相對減排指標，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在一定時期內仍會有合理增長。這也體現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我國提出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減排目標。到2014年底已下降33.8%。而同期發達國家下降幅度約15%，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沒有下降。我國在減緩碳排放方面的努力和成效舉世公認。按當前和即將采取的減排政策和措施，到2020年可實現或超過45%的減排目標上限值。當前，我國又進一步提出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自主決定貢獻目標，這是一個更為積極緊迫的減排目標，實現該目標需作出更大努力。

　　我國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目標情況下，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年均下降率需達3.35%～3.91%，而實現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標，平均年下降率則需達3.60%～4.11%，2020—2030年期間，年下降率更需提高到3.97%～4.42%的水平。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的轉型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放緩后，如保持原來較高的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的下降速度，能源消費彈性則需進一步降低。從2005—2013年，能源消費彈性平均為0.59。為保障到203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下降60%～65%的目標，能源消費彈性到“十三五”期間需要下降到0.5左右，到2030年需下降到約0.3的水平。因此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提高能效和發展新能源的措施，經濟發展方式也要轉向產業升級、提質增效的內涵式發展。

　　歐盟提出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比1990年減排40%的目標，從2012—2030年，其國內生產總值溫室氣體強度的年下降率預計約為3.6%。美國提出溫室氣體排放到2025年比2005年減少26%～28%，相應國內生產總值的溫室氣體強度年下降率預計為3.45%～3.59%。從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下降的速度進行比較，我國的減排成效尚高于歐盟、美國以及日本等發達國家。

　　二、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是我國構建低碳能源體系的重要對策

　　實現全球控制溫升不超過2℃目標，就要推進能源體系變革，當前以化石能源為支柱的高碳能源體系將逐漸被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低碳能源體系所取代。我國2009年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6.8%提升到2020年的15%的目標，2014年已達11.2%，這一目標經努力可以實現。當前又進一步提出到2030年將其提高到20%左右的自主決定貢獻目標，這又是一個需進一步努力的積極目標。

　　我國2014年一次能源總消費量為42.6億噸標準煤，未來即使采取大力度節能措施，到2030年一次能源總消費量也將達約60億噸標準煤，實現非化石能源比例達20%左右目標，屆時其供應量將達約12億噸標準煤，約為2014年4.7億噸標準煤的2.6倍，非化石能源供應量相當于日本、英國和法國能源消費總量之和，其未來年均增速要達6%以上，遠高于能源總需求年均約2.5%的增速。到203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裝機規模將達13億千瓦左右，相當于美國當前發電裝機總量。其中水電裝機將達4.5億千瓦左右，風電、太陽能發電的裝機各達3億～4億千瓦，核電裝機1.2億～1.5億千瓦。非化石能源發電可替代煤炭16億噸以上，減排二氧化碳超過30億噸。到2030年，天然氣比例也將提高到15%左右，煤炭比例下降到50%以下，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將使單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強度比2013年下降17%，比2005年下降20%。2030年以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仍將持續快速增長，為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并開始下降提供保障。

　　三、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值目標，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標志

　　我國到2030年左右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值的目標，即意味著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將不再以增加化石能源供應為支撐，并與二氧化碳排放完全脫鉤，實現經濟持續增長而化石能源消費及其二氧化碳排放不斷下降。這也意味著國內資源制約和環境污染狀況的根本改善，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轉折點。

　　發達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均出現在其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階段之后，經濟增速緩慢，能源需求已趨于穩定，能源結構改善即可使其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我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在發展階段上早于發達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值時的水平，國內生產總值潛在增速會相對較高，屆時能源需求的年增長率也會高于發達國家峰值時的水平。因此需要比發達國家有更大力度的節能和能源結構調整措施，在盡量降低經濟增長對能源增長依賴的同時，加速能源結構低碳化，依靠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應量滿足能源總需求的增長，從而使化石能源消費量不再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據測算，我國屆時非化石能源供應量仍需以年均6%～8%的速度增長，每年需新投產風電機組和太陽能發電裝機各約2000萬千瓦，核電裝機約1000萬千瓦。相當于每天新投產單機容量5MW的風電機組10余套，每年新投產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8～10臺，這預示著我國未來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將保持遠高于發達國家的速度和規模。由于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和使用周期長，具有技術鎖定效應，因此需要有前瞻性規劃和部署，并在“十三五”及“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間分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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