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2019年4月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正值春和日麗之時，全球經濟卻處在微妙時刻的重要時間關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秘書長林建海與其同事蔣旭峰日前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在經歷過去兩年較強勁增長之后，2019年全球經濟在短期內預計增長動能放緩。在當前全球經濟的微妙時刻，政策應在三大領域發力，以應對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和增長挑戰。

　　微妙時刻全球經濟呈現三大特征

　　記者：春季會議上，IMF發布了對全球經濟的最新展望。IMF 成員國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等眾多財經官員、經濟學家、商界領袖、媒體精英也在逾千個各類會議場合，共同研判當下全球經濟的關鍵政策議題，商議最佳合作應對之策。IMF總裁拉加德亦表示，全球經濟處于“一個微妙的時刻”。您如何看待當前全球經濟形勢？

　　林&蔣：IMF去年10月下調了2019年的全球增長預期，近期對全球經濟增速預期進一步下調，主要基于一些重要經濟體的經濟放緩、英國脫歐等多重不確定性。IMF最近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從今年1月的3.5%下調0.2個百分點至3.3%，但認為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提速，2020年預計增速為3.6%，和今年1月的預期持平。應該說，全球經濟短期內的增長動能已經減弱。新興亞洲經濟體的增長最為強勁，對全球經濟企穩扮演著重要作用。

　　記者：目前情況下，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將呈現哪些特征？

　　林&蔣：全球經濟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特征：

　　首先，全球經濟短期內增長動能減弱，處于微妙時刻。盡管3.3%的全球經濟增長仍處于合理水平，但很多國家的經濟前景極具挑戰性，工業生產、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等高頻數據都顯示2019年初全球經濟增長勢頭減弱。此外，經濟走緩是一種全球性趨勢，占全球經濟總量約70%的經濟體今年增速預計都將放緩。

　　在此背景下，美聯儲近期轉向更加耐心和靈活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也轉向了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盡管全球經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反彈，但也容易受到諸多風險的沖擊，這包括英國脫歐和影響范圍更廣泛的不確定性，諸如某些部門和國家的高債務、金融市場的不安情緒等。如果金融狀況的收緊幅度超過預期，許多政府和公司的再融資和償債能力可能受到嚴峻挑戰，這也可能加劇匯率變動和金融市場調整。

　　其次，國際經濟格局繼續演化，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長表現仍呈現不均衡性。從總體上來看，2019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增速預計仍將延續自從2000年以來出現的趨勢，繼續大幅超過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今明兩年的增速預計為4.4%和4.8%，盡管比今年1月的預測都分別略低0.1個百分點，但仍高于發達經濟體今明兩年的預計增速1.8%和1.7%。

　　同時，在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內部，不同經濟體的表現也呈現不均衡態勢。在發達經濟體內部，盡管美國財政刺激效力逐漸減弱，但受益于強勁的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增長，經濟增長仍將超過歐元區等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IMF預計美國今年經濟增長為2.3%，比1月的預測低0.2個百分點，明年預期增長1.9%，比今年1月的預測高0.1個百分點。然而，歐元區今明兩年經濟增速預計為1.3%和1.5%，比今年1月的預測分別要低0.3個百分點和0.2個百分點。其中，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德國今明兩年增速預計為0.8% 和1.4%，比今年1月的預測分別要低0.5個百分點和0.2個百分點。同樣，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內部，主要經濟體的增長也在出現分化。

　　再次，全球經濟面臨的一系列下行風險和增長挑戰并未消散。這些風險包括全球貿易摩擦、全球貨幣政策轉向、全球債務高企和英國脫歐及其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

　　全球經濟四大風險未消散

　　記者：您能否詳細分析一下下行風險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林&蔣：目前看來，全球經濟主要面臨四大風險點：

　　一是貿易摩擦仍是一個重要風險源。如果貿易摩擦重新加劇并且伴隨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會給投資人造成焦慮情緒并沖擊世界經濟增長。IMF的研究發現，當前關稅對經濟產出的負面影響遠大于過去，因為全球供應鏈在世界貿易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供應鏈上下游的國家都會受到沖擊。貿易戰中沒有贏家。世界貿易組織近期將2019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速下調至2.6%，2020年有望改善至增長3%，均低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這一預測關鍵取決于貿易摩擦的緩和。

　　二是全球貨幣政策面臨轉向，金融領域風險不可忽視。在美聯儲帶動下，主要中央銀行目前采取更加耐心的貨幣正常化步伐，這些措施對放松金融狀況起到支撐作用，并促進更多資本流入新興市場。但是，2018年第四季度的金融條件收緊持續時間過短，未能有效地延緩脆弱性的積累。自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和歐元區評級較低的投資級債券（BBB）存量已經增加三倍，投機級信貸存量幾乎增加了一倍。如果出現嚴重經濟下滑或金融條件急劇收緊，可能導致顯著的信用風險重新定價，抑制負債企業的償債能力。過去十年中，以廣泛追蹤新興市場債券指數為基準的基金規模擴大了三倍，達到8000億美元，基準指數驅動型投資者對全球金融條件變化則更加敏感。盡管歐元區的銀行資本充足率較金融危機后已有提升，但如果主權債務和金融體系的交叉風險再度出現，銀行業面臨的壓力會傳導至企業和家庭，波及經濟增長。此外，未來數年內，一些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的房價也面臨壓力。綜合上述因素，如果出現金融市場條件迅速收緊等不利局面，全球金融穩定將會遭受沖擊。

　　三是全球債務仍居高不下，給財政政策帶來挑戰。在很多國家，公共和私人債務一直處于或接近歷史最高點。 IMF全球債務數據庫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球債務（包括公共和私人債務）已達到184萬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比2007年增加約60%，為全球GDP的兩倍多。伴隨金融條件收緊和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一些脆弱發達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融資成本或將上升。

　　四是英國脫歐和其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因素也可能使得全球經濟的風險加劇。歐盟與英國近期同意延期脫歐最多6個月至今年10月底，為雙方達成共識延長了窗口期，但這并非意味著英國脫歐不確定性已經消除。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如果出現無協議脫歐，2021年英國的GDP或將受到下滑約3.5%的沖擊，屆時歐盟經濟也會受到下滑0.5%的沖擊。此外，地緣政治風險也在影響大宗商品價格和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

　　政策應對：筑牢“三道防線”

　　記者：全球經濟確實處在微妙時刻，既有可能在有利因素的驅動下重振經濟增長，也可能受風險因素影響轉而下行。這種情況下，在政策方面應該重點在哪些領域做好應對？

　　林&蔣：在當前全球經濟的微妙時刻，我們建議在以下三個領域做好政策應對。

　　第一，各國需要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合理政策組合，避免政策失誤，采取更有針對性的舉措來促進增長。

　　過去十年中，財政政策主要關注如何應對危機沖擊和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然而，當前全球面臨一些重要的中長期結構性趨勢，包括人口老齡化、科技進步、全球一體化。財政政策也應適應這些大趨勢，推動經濟可持續、包容性增長。各國需要更明智地運用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債務可持續性、社會目標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美國等實際產出超過潛在水平的國家，或意大利等借款成本較高、融資需求較大的國家，或是阿根廷等確保市場融資很重要的國家，合理的對策是實施有利于增長的財政調整，緩解債務脆弱性和建立緩沖，以供經濟嚴重下滑時調用。在德國等擁有財政空間而且面臨經濟急劇放緩風險的國家，有必要實施有限且高質量的財政刺激政策。

　　在貨幣政策方面，發達經濟體需要采取依賴數據與市場良好溝通的貨幣政策，避免市場過度反應，減緩經濟進一步下滑的壓力。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還需改善央行的獨立性。

　　此外，各國都需要積極推動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增長的韌性和包容性，發展中國家還需努力促進出口和經濟多元化，改善基礎設施和教育培訓質量，夯實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基礎。

　　第二，全球應對經濟衰退的政策空間有積極擴展，但也需應對壓力。

　　從積極方面來看，全球金融危機爆發10年后，國際社會制定的廣泛監管議程幫助增強了全球銀行體系，銀行監管加強，廣泛采用壓力測試，大部分國家建立了宏觀審慎部門。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匯率政策變得更加靈活，外匯儲備也比2008年更加充裕。

　　從政策應對空間來看，許多發達國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空間有限。通過貨幣政策寬松來應對下一輪經濟衰退的空間遠不如十年前。在財政政策方面，多個主要經濟體的財政政策擴張能力受到高債務規模的制約。此外，再次推出外部救助舉措的可能性也在下降。

　　根據IMF的最新研究，在全球29個系統性重要經濟體中，有幾個重要經濟體的主權債務、企業債、非銀行金融等領域的脆弱性在增加。這就需要各國政策制定者在風險積累的領域采取廣泛、有效的宏觀審慎管理。發展中國家還需要審慎應對債務風險，減少金融業和外部脆弱性。

　　第三，加強國際協調合作，應對多重全球性挑戰。

　　當今世界一體化和互聯化日益加深，任何國家難以獨自應對復雜的挑戰，而當前國際協同精神有所減退，一些國家的民眾對公共部門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促進自由貿易、提升金融監管、改善國際企業稅收框架、改善收入和性別平等、應對氣候變化、增加債務透明度、應對腐敗等議題都需要各國通力合作。各國需要采取行動，推進重要經濟改革，提高經濟韌性，改善中期增長前景，同時需要重建政策空間，以應對下一次可能的經濟危機。各國需要推動開放、基于規則的國際貿易體系，倡導多邊主義，促進全球經濟強勁、持續、包容性的增長。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