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強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臺的政策著力點應圍繞粵港澳三地如何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互聯互通上，也要關注到標準對接、資質互認、民生對接和稅制改革上。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布在即，融合問題再次被擺上桌面。

　　在4月12日廣州舉辦的2018全球治理高層政策論壇暨2018“一帶一路”金融投資論壇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如何突破機制體制、實現互聯互通，成為熱點議題。

　　在多數專家看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既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與特點，又是大灣區融合的難點與痛點所在。

　　參與規劃編制工作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臺的政策著力點應圍繞粵港澳三地如何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互聯互通上，也要關注到標準對接、資質互認、民生對接和稅制改革上。

　　基礎設施與產業深度融合

　　隨著經濟聯系與社會交往日益密切，粵港澳大灣區的互聯互通建設被提上日程。

　　據了解，香港、澳門和珠三角9市在2017年經濟總量達到了10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

　　廣東省長馬興瑞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基礎堅實，潛力巨大，灣區有把握有信心打造成世界級大灣區。未來，廣東將進一步落實中央部署、密切與港澳合作，高水平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梁海明看來，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大灣區發展和深度融合的前提。“比如，交通的互聯互通才能帶來人心的相通。”

　　而實際上，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團開放日上，馬興瑞就透露，在即將發布的粵港澳發展規劃方案中，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就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重中之重。

　　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深中通道等在內的重大項目將于未來數年間落成啟用。

　　21世紀經濟報道獲悉，廣東省發改委已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2020-2030年）》編制工作，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有望建成“一小時城軌交通圈”。

　　在多位專家看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基礎，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融合還要依賴產業深度融合。

　　王福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是創設一種新機制。

　　“要保持港澳地區的長期穩定發展，必須要創新港澳自身的造血功能。這就必須依靠打開發展空間，無論是物理還是成長空間。”他建議，港澳要很好地融合進珠三角的產業鏈條中去，通過產業鏈條融合實現深度融合，推動互聯互通、共建優質生活圈。

　　波士頓咨詢集團合伙人兼董事總經理周園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要從零散產業的布局變為系統性產業鏈的融合式發展布局。他拿深圳和廣州舉例，廣州屬于鏈狀產業布局，深圳處于云狀產業布局，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要實現鏈狀與云狀產業互聯互通，互相促進企業發展。

　　他還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下個階段要發展復合型產業，通過交叉學科，發展跨界新產業，粵港澳大灣區存在這樣的可能。

　　“我們的電子科技、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都屬于復合型產業，這是未來中國產業創新的重要課題。”周園認為。

　　找到政府與市場的平衡點

　　粵港澳三地，在經濟制度、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上確實存在差異，因此，當前各類要素仍難以完全自由流動，一些領域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這些難題亟待破解。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甬軍認為，灣區自然形成、產業的聯系很多都是要依照市場來決定，粵港澳大灣區也要以市場為主體，政府在出臺政策干預粵港澳大灣區時，考慮留出市場的空間。“粵港澳三地是國內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政府的規劃或者設計就應該是粗線條，給市場留出發展空間。如果把這個空間全部填滿、規劃特別細，恰恰違背了我們這個市場經濟最發達地區的理解。”

　　廣州市天河區政府副區長黃凱旋認為，任何一個地區的發展，市場和政府是分不開的關系，要考慮經濟功能與政治功能的配套。粵港澳大灣區首先要考慮誰主誰次的問題，經濟功能雖然是最主要的，但是也不能忽略政治的功能。以廣州天河為例，四大主導產業中，金融業、商業服務占了GDP的60%，但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增長迅速，實現了超過30%的增速。這歸功于天河出臺的“1+1+8”的扶持政策。這就體現了政府在引導傳統產業向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作用。

　　“如果單純讓市場來配置，而政府不調控的話，資源有可能就會向房地產等產業集中。為了防止這種情況，一定要把資源配置通過政策的手段引導實現。關鍵是要找到平衡點。”黃凱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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