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歐洲央行購債計劃之一的擔保債券（coveredbond）首戰出師不利，或難助歐洲央行實現擴表1萬億歐元承諾。然而，全面QE（包括購買各國政府債券）或只能在理想中“豐滿”，畢竟各國在歐元區的政治大熔爐中各存私心，這也總讓現實顯得太為“骨感”。

      “超國家層面、牽涉主權讓步的措施（全面QE）在當前情況下很難實現，容易引發道德風險。”常年專攻歐洲問題研究的專家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除了貨幣政策層面的爭議，當前亦有不少專家對以德國為首推行的財政緊縮（fiscalausterity）表示異議，認為這才是導致歐元區“久醉不醒”的根本原因。

      擔保債券交易總價“有點低”

      歐洲央行最新消息顯示，該行上周結算的擔保債券購買交易總價值為17.04億歐元（約合22億美元），這是該行為刺激歐元區經濟而采取的最新措施。

      歐元區的擔保債券市場容量高達2.6萬億歐元，然而此次成交價值緣何如此之可憐？“其實，這主要因為歐洲央行只會購買符合其抵押品框架的資產，該行不可能為了救市而過多危及本身資產健康。”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此次乃歐洲央行六年以來第三度入市。在2009年，該行成功購買了總額600億歐元的擔保債券；在此后的第二輪購買計劃中，該行也拼盡全力勉強完成了400億歐元的購買任務。然而據知情人士稱，此次該行只是在二級市場購買擔保債券。

      資產擔保債券已經是最為安全的資產之一，是銀行等儲貸機構用資產負債表中部分資產做擔保、對外發行的一種債券，其中擔保資產的包括抵押貸款（mortgageloans）、公共部門貸款（publicsectorloans）等，全球市場上有90%的此類產品來自于歐洲，尤其是丹麥、德國、西班牙、法國和瑞典。由于金融文化和籌資傳統的差異，美國金融機構偏愛用ABS等資產支持債券作為籌資工具。

      為緩解通縮風險，歐洲央行還將在第4季度某個時間點開始購買資產支持證券（ABS），并在12月開始新一輪的超低利率4年期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此外，外界盛傳歐央行可能購買企業債，為寬松加碼。通過此類操作，歐央行試圖令各銀行提供更多貸款，改善借貸環境，這是歐元區經濟復蘇的重要手段之一。

      盡管如此，為何外界近期如此容易涌出悲觀情緒？其實這和歐洲央行雄心勃勃的終極目標息息相關。該行希望使經濟復蘇并達成2%通脹目標，并使歐央行資產負債表回到2012年初水平，即3萬億歐元。德拉吉此前承諾要再擴表一萬億，而目前仍存在7000億歐元左右的缺口。

      全面QE——現實太“骨感”

      購債計劃出師不利，全面QE的呼喚聲自然會再度高漲，這已近乎成為了“膝跳反應”。然而，現實總是不如理想來得豐滿。不論就財富效應，還是就各國或產生的分歧，全面QE都將步履蹣跚。

      “歐洲缺乏的是信貸需求，而且歐洲財富效應較美國、日本、英國都更差，因此歐洲經濟復蘇問題并不能通過美式寬松實現，貨幣政策的可操作空間非常有限，而應該著眼于財政政策和歐元區范圍內的共同長期投資，尤其是在新能源領域的戰略性投資。”法國外貿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帕特里克·阿特斯（PatrickArtus）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這也暗示了QE難成一味良藥。

      阿特斯具體解釋稱，歐洲經濟復蘇的一個重大問題在于信貸需求不足，這是歐洲經濟結構所致，包括工業投資不足、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這并不能通過簡單地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來改變；另外，美國、日本和英國寬松政策能夠迅速見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寬松帶來的財富效應，而財富效應在歐洲并不明顯，而且整個歐洲各個部門從企業到普通民眾都正在去杠桿。

      所謂的缺乏財富效應，即歐洲的養老基金是不能入市的，且歐洲的房地產市場投資性質也不強，因此財富效應對普通消費者而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除了QE財富效應低下等問題之外，更為嚴峻的“攔路虎”則在于政治層面上的分歧。常年專攻歐洲問題研究的專家告訴記者，超國家層面、牽涉主權讓步的措施（全面QE）在當前情況下很難實現。

      “推行廣泛QE會產生道德風險，弱國會依賴救助，而德國等核心國將會吃虧，導致‘惡幣驅逐良幣’的負面效果。這一反向機制長期可能致使歐元區走向解體。此外，德國考慮到私利，絕不會在全面QE這一關卡上放手。”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不過他也表示，歐元區復蘇仍在持續，不必過度悲觀。

      財政緊縮——好心干壞事？

      盡管全面QE不太可行，但歐央行的降息、購債計劃本應產生的刺激效應也鮮有體現，除了滲透時間尚短之外是否另有隱情？

      “對如歐洲等發達國家而言，其政策缺乏清晰性，即一邊實行寬松貨幣的貨幣政策，一邊又進行財政緊縮，這讓各界一頭霧水，更是打擊了信心，因此財政緊縮實為缺乏紀律的表現。”紐約大學（NYU）斯特恩商學院院長彼得·亨利（PeterHenry）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他進一步解釋稱，有紀律并不意味著要走極端，而是要長期做有益經濟的事情，比如在蕭條期間需要保持一定的財政赤字。因此，在現階段如德國那般強硬的堅持財政整頓可能束縛了歐元區的進一步復蘇。

      無獨有偶，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近期撰文猛烈抨擊了歐洲的財政緊縮政策。文中指出，緊縮政策的結果完全是災難性的，歐洲經濟再次面臨陷入停滯甚至衰退的危險、西班牙和希臘處于蕭條之中，漫長衰退不但削弱了歐洲經濟的潛力，還將危及歐洲的民主制度以及民眾對歐洲一體化的信心。斯蒂格利茨抨擊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Merkel）等歐洲領導人固守錯誤的理論，執意推行緊縮政策而罔顧事實。

      “歐洲更為悲劇的地方在于，所有那些痛苦都是不必要的。盡管緊縮政策無效的證據堆積如山，德國和其他強硬派卻變本加厲，將歐洲的未來壓在一種早已失去信譽的理論上面。為什么不向經濟學家提供更多事實來證明理論之可行呢？”斯蒂格利茨如是反問道。可見，歐洲的全面復蘇要走的路或比想象的要更為漫長，而僅留于貨幣政策層面的探討也顯得有些“稚嫩”。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