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特點是大都市數量相對較少，小城鎮遍地開花，大量主題鮮明的小城鎮群是城鎮化的主要載體，并吸引眾多企業總部扎根其中。對于日本來說，國土面積狹小、開發空間有限，走的是一條高度集約的城鎮化之路——在有限的空間內快速聚焦無限的資源和生產、生活要素，是一種大都市圈的空間聚集模式。

      工業化與大都市化是日本城鎮化核心驅動力

      相關研究報告顯示，1945年，日本的城鎮化率僅為28%。二戰之后，日本城鎮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1955年城鎮化率上升至56%，截至2011年，這一數據已超過90%，在亞洲地區屬于領先水平。

      縱觀日本城鎮化進程，工業化、大都市圈、衛星城、軌道交通等關鍵詞頻繁出現。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關鍵詞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工業化是日本城鎮化的第一推動力，大都市圈是日本高速城鎮化的核心承載平臺，立體便捷的交通體系和大量的衛星城則是日本城鎮化的重要支撐。

      首先，日本將“工業化”作為二戰之后的國家戰略，開始制定有效的產業規劃和工業布局，高端制造和出口拉動成為推動日本快速發展的重要引擎。快速工業化使日本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了人口、產業和城市的高度聚集。在日本工業化發展巔峰期，其工業產值對國家GDP的貢獻曾超過85%，后來下降到50%左右，逐漸走向平穩。

      其次，日本按照土地精細集約的發展思路，制定了日本都市圈發展規劃。在工業化的快速推動下，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開始形成。這三大都市圈面積僅占日本國土面積的14.4%，但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的50%以上，高度集中的都市化推動了日本城鎮化的高速發展。

      最后，為了強化大都市的帶動和輻射效應，立體交通成為日本城鎮化發展的又一重要保障。機場、高速公路、高速新干線、地鐵、電車，再加上水上交通，這些構成了日本海、陸、空加地下的立體交通網絡體系。便捷的交通促使大都市周邊產生了大量功能性衛星城，這些衛星城為疏解大都市的各種壓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開始步入后工業化時代，第三產業崛起，現代服務業成為日本城鎮化新的驅動力。科研研發、總部經濟、信息技術、金融服務等新興產業完全取代了日本傳統工業，產業開始升級換代，以前的產品制造中心向總部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和服務中心轉變，第三產業推動著日本城鎮化水平繼續向前發展。

      日本城鎮化發展可見一斑，有得有失，可圈可點，對中國今后的城鎮化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以下主要從四個方面解讀日本城鎮化中的“得”與“失”。

      城密與鄉疏矛盾

      都市“過密化”與鄉村“過疏化”是日本城鎮化過程中存在的典型問題，特別是三大都市圈占據了日本過半的人口，城市人口密度非常大。例如2010年，東京都平均人口密度為6017人/平方千米，東京都中心23個區平均人口密度為14389人/平方千米，大阪市人口密度為11843人/平方千米，名古屋市人口密度為6785人/平方千米，遠高于當年北京的平均人口密度1196人/平方千米。雖然日本政府對大都市進行了積極引導和科學管理，但是由于大量人口的過度集中，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公共資源配套不全等問題開始涌現。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農村出現勞動力不足、高度老齡化、空心化、文化水平落后及產業缺乏動力等問題，最終導致了日本出現鄉村嚴重衰退的現象，這對日本鄉村文化的保持和發揚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如今，日本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大城市或中小城鎮，純粹生活在農村、漁村、山村的人口非常稀少。農村人口的減少直接導致了日本糧食產量與自給率的大大降低，增加了糧食進口的依賴性。因此，當下中國城鎮化有必要合理控制大城市人口，引導農民就地城鎮化，以保證農村及農耕文化發展的可持續性。

      市場與政府互動

      市場是推動城鎮化的重要力量，但政府的引導和法治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和市場要做好統籌互動，既要調動市場的積極性，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又要積極發揮政府的調控性，同時也要劃清兩者界線，避免走向極端化。

      盡管日本在城鎮化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問題，但是政府恰如其分地發揮作用，為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決策依據。與歐美國家相比，日本在城鎮化過程中十分重視法律保障和規劃先行。日本政府先后頒布《國土綜合開發法》、《向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新事業創新促進法》、《三大都市圈發展規劃》、《土地區劃整理法》和《新市町村建設促進法》等系列法律法規，通過科學規劃和有效引導，發揮市場機制在城鎮化進程中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有效避免了人為因素的主觀偏差、行政意志的“拔苗助長”和放任自由的無序增長等突出問題。

      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必須理清政府職能，把握好“市場的歸還市場，政府的歸還政府”這條主線，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市場良性發展“保駕護航”。通過制定、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政策，對新興城鎮化進行科學規劃，以“兩場統籌”(市場、官場)引導城鎮化的有序發展。

      繁榮與泡沫教訓

      日本工業化驅動下的高速城鎮化，讓經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特別是房地產行業，更是如火如荼，土地和房產“神話”不斷上演。毋庸置疑，房地產大量開發和暴利驅動助推著日本城鎮化進一步向前邁進。各行各業的企業都開始涉足房地產業，房地產也成為全民投資的首選。

      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日本土地和房地產價格不斷翻倍暴漲，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2000年之后，日本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當年約近5000家房地產企業或建筑公司破產倒閉，房地產市場經歷了一次“大洗牌”后，開始回歸理性。但是，這個泡沫卻給日本經濟帶來了重創。之后十年，日本經濟一蹶不振。

      當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此前日本經歷的相類似，當時日本房地產以“硬著陸”收場，給經濟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以史為鑒，中國新型城鎮化需要避免房地產過度開發的泡沫化，必須通過科學引導和有效調控，杜絕“造城”式的“被城鎮化”，實現房地產行業的良性健康發展。

      生態與生產并重

      日本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高度重視產業支撐，保持了城鎮化與產業化發展的同步協調，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和造城運動容易形成“空城”和“鬼城”。由此可見，可持續的城鎮化擴張應以產業支撐為前提，做好三產的協同發展，這樣不僅可以激發和增強城市活力，而且還可以有效避免過度城鎮化和產業空心化的問題。

      在城鎮化過程中，除了產業和生產之外，生態保護也是每個國家都非常關注的重要問題。事實證明，以生態破壞為基礎的生產是不可持續的，是需要付出高昂代價的。日本在工業化過程中，產業動力雖然強勁，但也遭遇了生態毀滅性破壞的深刻教訓。曾經令世界震驚的“瘋人村”、“水俁病”、“痛痛病”、“哮喘病”、“核污染”等問題都已成為典型社會公害事件，這些都是過度產業化和缺乏生態保護意識導致的后果，這種慘痛的代價是無法用金錢去彌補的。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日本開始制定《公害基本法》，城鎮化才慢慢走向生態集約型發展的新方向。

      不同的國情決定了城鎮化道路選擇的不同，無論是日本過度集中的城鎮化，還是美國自由蔓延的城鎮化，都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目前，中國城鎮化存在“大城市病”日漸凸顯、中小城鎮千篇一律、盲目造城肆意擴張等一系列問題，亟待探尋切實可行的城鎮化道路。

      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從中國的國情出發，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之路。既不能一味地追求人口的聚集，也不能放任市場的自由發展，而是要通過“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發力，實現“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其本質不是消滅農村，而是要推動農村的升級換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鄉一體以及生態、生產、生活的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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