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的一大風險來自美國，雖然目前其經濟形勢依然強勁，在全球低迷不振的環境里甚至是個“例外”，但自10月以來，美股下跌已經抹去全年漲幅，并帶動全球資本市場走跌。市場懷疑，時隔十年之后，美國將會再次成為世界經濟的“震源”。

美國一些著名的投資機構與投資人最近都在“唱空”美國，目前看，主要是為股市持續下跌做“解釋”。比如，最早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師 Michael Wilson便給出了美股已經處于“滾動熊市”的預言。高盛則預計，從現在到明年年底，美聯儲將加息5次，將聯邦基金利率上調至 3.25%-3.5%區間，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將在2019年下半年達到3.5%的峰值。高盛認為，債券收益率反轉可能導致金融經濟問題，并指美國經 濟增長明年很可能會明顯放緩。

事實上，美國經濟面臨“雙退出”風險，一個是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產生沖擊，這個是戰術性的；另一個是美國退出全球化的風險，屬于戰略性風險。兩項風險疊加導致美國經濟短期的和中長期風險產生了一個美元衰敗的邏輯鏈。也就是說， “看空美國”已經是戰略性的判斷。

首先，量化寬松政策退出會產生風險。2008年次貸危機后美國進行了多輪量化寬松政策，起到了穩定金融市場、防止金融市場崩潰的作用。但是，量化寬松政策執 行的時間太久而且退出過慢，導致美國在經濟復蘇的同時，又制造了新的“資產泡沫”，股市不斷創下歷史新高，房產價格也快速反彈和上漲。

美國經濟的復蘇與強勁增長夾雜著由流動性制造的資產泡沫，在低利率與減稅刺激政策之下，美國需求旺盛迫使美聯儲加快加息進程。利率上漲對股市和樓市構成了沖擊。而這時發生的貿易摩擦帶來更大不確定性。并且，美聯儲加息對新興市場國家產生沖擊，最終也反噬到美國經濟自身。

一旦股市和債市在多種因素影響下回落，由于下落的空間足夠大，市場擔心由流動性與高杠桿支撐的資本市場牛市會結束，并可能轉為熊市。沃倫·巴菲特在接受采訪 時曾警告稱，美國經濟再度誘發“雷曼時刻”是不可避免的。當這些擔憂變為現實的時候，就像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奧所認為的，“如果經濟增長放緩，采用降息、 量化寬松等手段提振經濟的能力非常有限”，他描述當前美國的金融市場和環境跟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非常相似。盡管這有些聳人聽聞，但如果當前美 國繁榮戛然而止的話，實施第二次大寬松也無能為力。

其次，美元正在退出全球貨幣的角色。美元可能失去世界儲備貨幣地位，是由美國兩項政策所 驅動。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實施減稅政策的同時繼續增加財政赤字，如果其減稅政策的刺激作用開始消退，利率上升疊加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債務方面的成本攀升， 將給財政預算帶來壓力，迫使美國政府發行更多國債，由于境外購買者可能大幅減少，美聯儲將不得不印更多鈔票彌補赤字，加速債務貨幣化，導致美元貶值。

另一方面，特朗普實施美國優先政策，“用美國人，買美國貨”，他正在推動制造業回流，為此發動全面貿易戰，試圖重構全球供應鏈，實現美國的再工業化。這項政 策的一個副產品是，通過經常貿易逆差流出的美元會大幅減少，迫使其他國家開始大幅減持美國國債，并且也喪失了繼續購買的能力。美元的影響力將減小，美國國 債貨幣化又會加速貶值進程，從而刺激更多的美元資產拋售行動。

當然，如果集體預期到不好事情的發生，不管是個人、機構還是政府，都會采取措 施規避可能發生的風險。美國經濟面臨的雙重風險只是當下局勢與政策的產物，如果美聯儲緩和加息進程，或者特朗普改變過激的反全球化政策，可能會緩和潛在風 險。如果國際社會與資本市場無法根據其多變的不可預期的行為方式作出判斷，就會放大不確定性，產生更多更大的動蕩。

不管是十年前的次貸危 機，還是當前的“美元風險”，都應是中國變革的機遇期。次貸危機之時，中國想要繼續維持“戰略機遇期”，從而實施了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以維持高增長，隨之中 國走上了債務驅動型增長模式。現在，美國經濟風險逐漸積累但還沒有暴露，中國應該抓住時機，擺脫債務驅動型增長模式，防范債務率再次攀升，更加堅定和深入 地推進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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