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所以能由弱到強，最后達到統一六國，西勝諸戌，南撫諸越，建立起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根本所在是由于政治制度的正確。而一個好的政治模式的出臺往往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先進文化。同時，秦國為了省時省力實現利益最大化。在不同領域內制定的一系列的規范程式，并通過法律及習俗加以約束。時間界限為秦自襄公立國至秦帝國滅亡，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06年，在這550余年間，秦從早期的游牧部族發展為居于岐西的諸侯國，逐漸強大、不斷擴張，至秦王贏政吞并六國，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封建帝國。秦國在崛起歷程中，為了生存不斷汲取商周時期的標準和規范，各領域的標準化建設較為緩慢，多為一些較為簡單的基本規范性政策，缺乏系統的標準化體系建設，隨著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制定一系列“錯法成俗”的法律法規，從而在秦國各領域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標準化體系，促進了秦國標準化事業的發展，并且將規范化、制度化的理念貫徹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為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對六國原有制度加以整合，創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權的標準化、規范化的制度體系，涉及國家管理的各方面，這些制度并未隨著秦帝國的滅亡而消失，而是被繼秦而立的漢朝及以后的封建王朝所繼承，都縣制沿用到唐朝，與連坐制類似的保甲制度和戶口制度一直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都被采用，故而有“百代皆行秦政法”的論斷。

從國家政權組織而言，在編制戶籍基礎上建立的什伍制度，按軍事編制將百姓組織起來，輔以分戶令，以及相應的懲治措施連坐法，將整個國家置于高度的軍事化基礎之上，進一步消除了宗族組織，并伴隨著郡縣制的廣泛推行，為國家各項管理政策的實施及國家管理體系的構建奠定了組織基礎。秦國對于國家的管理是全面的，不僅包含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還在每一領域中也都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使得國家的各項事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從而加強了對國家的管理與控制，維護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無論是以編制戶籍為基礎，由什伍制度、連坐法構成的組織編制，還是伴隨郡縣制的廣泛推行而確立的中央、地方兩級管理體系，都體現出秦國對于國家治理體系構建的重視。這種國家政權組織與管理體系的構建，無疑為秦國的崛起、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組織管理支撐。

秦國自商鞅變法，將“法”的思想在秦國廣泛推行，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法制措施維護和保障國家政策的執行，至秦始皇統一全國，以“法”治國，秦國的法律條文達到了極其細致嚴密的程度，國家的各項政策都有具體而詳細的成文法律保障。這一點，從對于官吏職責標準的制定和官吏考課制度便可見一斑。由此，使得秦國在對國家的組織與管理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實現對國家的法制化管理。

秦國自商鞅變法至秦始皇統一六國，集先秦文化之大成，建立以郡縣制、官僚制、等級制三位一體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完全確立了國家政權組織與管理體系，如皇帝制度與三公九卿制，郡縣制等，其核心都是通過建立政權組織與相應的管理體系標準，將國家的各項事務都納人規范化的軌道內，加強對民眾和各級官吏的控制，提高行政效率，保障各項政策的貫徹實施。秦國建立的國家政權組織與管理所具備全面化、體系化、法制化的特點也被其后封建王朝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