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造工具和進行生產時產生了對標準和標準化的靈感。雖然不能斷定古人在有意識地制造石制工具時已經形成了標準的概念和標準化的習慣，但是可以斷定他們在結繩記事的時候，在用“肘尺”丈量長度的時候，以至在使用利器在動物的甲骨上刻劃印記的時候是一定遵從了某些公認的標準，沒有這些公認的標準，人類的任何技術發明和豐碩文化就不可能傳承至今。

陜西先民通過對實物標樣的相互模仿，按照標準化的思維來說，在一個或鄰近幾個部落中，人們對石器的模仿逐步達到“統一”，使工具向“優化”的方向發展，逐步達到一致，這就是陜西標準化的萌芽，也是人類標準化的淵源。

原始社會母系氏族使用簡單的圖形符號來記事、記數，這是中國文字的開始起源。當時，雖無文字記載，但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的制造使用上也有了約定俗成，共同遵守“統一、簡化、優化”等與標準化原理相符的意識和實踐，自發產生的標準化萌芽，成為現代標準化的淵源。

在中國，最初的度量衡標準是黃帝設立的，有度、量、衡、里、畝五個量，用于交易和生產。公元前2700年，我國建立了以竹節長度為基礎的度量制度。據稱燈1/10節為最初的市寸，一節竹筒的容量為容積單位，等于1200個谷粒，而1200個谷粒的重量則為基本的重量單位。

公元前1000年以前，我國商代出現了象牙尺，商周時期出現了有關長度、容積、重量的標準器。計量標準器的運用中既包含了法制性，又包含了多次重復使用的標準化特征。據《史記》記載，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夏朝禹王治水的時候就有“左準繩，右規矩”的要求，以規、矩、準和繩為基本繪圖和測繪工具來興修水利，才取得了治理洪荒的成功。

東周戰國時期，人們生產、作戰和生活的工具已由石器發展到青銅器，春秋戰國時代的《考工記》就有青銅冶煉配方和30項生產設計規范和制造工藝要求，如用規校準輪子圓周；用平整的圓盤基面檢驗輪子的平直性；用垂線校驗幅條的直線性；用水的浮力觀察輪子的平衡，同時對用材、軸的堅固靈活、結構的堅固和適用等都作出了規定，不失為嚴密而科學的車輛質量標準。

歷史上最早的標準化出現在秦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封建王朝以后，采用標準化方式構建其管理基礎，以實現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統一，采取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法律”等一系列措施，用詔書這一最高法律形式對計量器具、文字、貨幣、道路、車輛、兵器等進行了全國性的統一，推行實施標準化，由此，促進了秦王朝生產的發展和社會文明，對人類標準化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中國科學家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對秦代機械進行研究后認為，中國秦代就有了優先數系的概念，這比法國人1877年首次提出優先數系早了2000多年。

秦時期標準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政治體制標準化。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首先建立了系統的行政管理機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郡縣制度，確立了中央集權制。秦朝中央集權制管理體系，在我國行政區劃史上是較早的較完整的區劃標準。②制度標準化。云夢秦簡中有關標準化的內容相當豐富，有產品型式、尺寸的要求，基建工程的質量要求，關于生產定額的規定，種籽用量標準，糧食加工的定量標準，褐衣系列產品標準，度量衡的標準化，檢驗漆的質量標準，貨幣標準等，總覽云夢秦簡并參照其他文獻資料和考古實物資料來看，從戰國中晚期至秦始皇時代，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標準化的實施，已形成一定的制度，采用了法律的保護措施，使標準化具有法規的威，這是秦時期標準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秦律的頒布實施，促進了秦代經濟、技術的發展，奠定了中國標準化的基礎，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③文字標準化。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下令廢除不與秦文合者的六國文字，把秦于戰國中晚期流行的小篆體加以簡化整理后，作為標準字體，在全國使用。接著，又出現了比小篆更簡便的字體隸書，這種簡化的隸書是今天漢字楷書的基礎。秦始皇以“書同文”為準則的文字標準化的方式，奠定了統一大中華的文字基礎和精神內涵，被后世認為是統一的大中華文化的標志，成為一統天下的代名詞。文字的統一標志著民族文化內在的一致性，“書同文”的文字統一政策，順應歷史潮流，遏制了漢字的異化和分化的傾向，決定了漢字發展的統一方向，具有其獨特和深遠的歷史意義。④貨幣統一。⑤度量衡統一。⑥兵器生產統一。呂不韋擔任丞相的時候，對軍備及其零部件制定制作標準，也就是說，實現設備的標準化。呂不韋提出軍備極其零部件標準化，這樣即使在戰場上有壞損，維修起來也特別便利，維持了秦軍穩定的戰斗力。而且，標準制定之后，所有工匠都只需且必須按標準生產，大大提高了兵器生產的效率和質量的驗收率。如在兵馬俑坑出土的青銅箭頭，都是三棱形的，而且三個弧面完全相同，誤差最大只有0.01厘米，而且箭頭上面都刻有“某某某監制"的字樣，任何一個質量問題都可以通過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責任人。⑦道路及車軌標準化。⑧建筑標準化。長城、秦始皇陵等，是古代建筑工程標準化方面的杰作。這些建筑所使用的各種材料，如磚、瓦、石及各種頂制構件等，都需要統一，在管理和技術協調方面都需耍運用標準化的方法和手段，在此期間出現了各種標準和規范。⑨生產技術標準化。

唐代對中央和地方官吏的考核有一套標準。這個標準一是品德，二是才能。對流內官的考核根據才、德表現分為四善二十七最。考核結果實行分類管理，獎優罰劣。唐代在考核各級各類官吏時，根據善、最的多少，把各位官員分為九等。根據不同的等次，官員會得到升、平、降祿的不同待遇，以及升、平、降、免官階的不同獎懲。

《大唐開元禮》對于諸里祭社祖的禮制規定是唐代鄉村社會民眾祭社的理想化、標準化儀式，它為祭社實踐活動提供了賴以遵循的規則，這些規則既引導又約束著唐代鄉民的社日祭祀活動。

宋代畢異發明的活字印刷術，運用了標準件、互換性、分解組合、重復利用等標準化原則，更是古代標準化里程碑。活字印刷不但改變了中國字用毛筆以不同的風格和字體書寫的傳統局面，實現了字體的統一、一致，也充分體現了重復和互換的標準化原理。活字印刷最大限度地體現了規范、簡化、組合和重復使用的原理，成為標準化技術推廣應用的最佳范例。不但如此，無論是造字還是印刷，都不再需要把度量衡手段綁定在一起，至多也只是用其做為測量手段的技術支持，從此開始了標準與計量相分離的初步實踐。

明代西安城墻總體設計上對護城河、吊橋、郭成、月城、閘樓、箭樓、城樓、角臺、敵臺、城垛、馬道、門洞、城門的設計、施工等規定就體現了標準化的思想。僅就護城河的規定，除了宜寬、宜深、宜暗穿及其尺寸外，《守城篇》中還規定：“在壕之內外，切不可栽樹、遮城上望眼、藏城外賊身。”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對藥物、特性、制備工藝和可視為標準化“藥典"。

明代出版的《天工開物》，可謂我國古代生產技術成就的集大成者，是中國歷史上科學技術專著。它全面系統地記述了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和經驗。包括谷類和棉麻栽培、養蠶、繽絲、染料、食品加工、制鹽、制糖、制造磚瓦、陶瓷、鋼鐵器具、建造舟車、采煉石灰、煤炭、硫黃、榨油、制燭及造紙、五金開采和治煉、兵器、火藥、朱墨、顏料的制造等。對原料的品種、用量、產地、工具構造和生產加工的操作過程等記載都很詳細。其中有很多做法或規定起著類似標準的作用，蘊藏著標準化的理念。

1920年加入ITU，1947年首次被選入行政理事會。中國作為ISO的發起國之一，早在1931年12月就成立了工業標準化委員會，

1940年改由全國度量衡局兼辦標準事宜，正式推行工業標準化。但是在以后長達30年的時間里，中國由于內戰和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也基本上游離于國標標準化活動之外。國民黨政府1946年9月公布了《標準法》，規定國家標準必須“全國共同遵守”，實行合格產品的標志制度。1946年10月派代表參加ISO成立大會并成為理事國。1947年全國度量衡局與工業標準委員會合并成立中央標準局。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起，就建立了標準化管理機構。1950年中國停止ISO會籍。1952年頒發了我國第一批鋼鐵標準。1957年，在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內設立標準局，主管全國的標準化工作。1957年中國參加IEC，為正式成員。1958年國家技術委員會頒發了第一號國家標準，GB1-58《標準幅面與格式首頁、續頁、封面要求》。1958年頒布了第一批國家標準。1962年11月10日國務院通過了《工農業產品和工程建設標準管理辦法》，規定中國技術標準體制，分為國家標準、部標準和企業標準三級，“各級生產、建設管理部門和各企業單位，都必須貫徹執行有關的國家標準、部標準”。以后，無論是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外，國家一直沒有放松對標準化事業的管理。1972年5月恢復我國在ITU的合法地位。

撥亂反正后，1978年中國重返ISO國際標準化組織，由于自我封閉的標準和標準化管理體系并未由此打破，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還是各說各話，對外實質性參與極為有限。國務院在1978年批準成立了國家標準總局，頒布了《工業二十三條》，對標準化工作提出明確要求。1979年7月，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管理條例》，規定了標準化的方針、政策、任務、機構和工作方法。條例還明確“標準一經批準發布，就是技術法規”，國家對標準實行強制性管理，排除企業對標準的自主管理。

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國的標準和標準化事業開始尋求與全球一致的目標。一些率先進入市場的企業開始重視和研究標準，企業自主的標準化意識開始萌生。1988年7月，全國人大會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把原來統一由國家強制實行的標準劃分為強制性和推薦性兩類，同時引入了認證方式加以推廣，這是打破原有的計劃經濟舊體制，逐步引入市場機制的一個不小的進步。正是由于黨和國家的關心重視，我國才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技術標準體系和標準化管理制度，并在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01年9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SAC）正式成立。2001年12月中國成為WTO成員之后，中國政府和企業按照WTO/TBT和WTO/SPS的規則，實行《標準良好行為規范》，使標準和標準化工作有了新的進步和發展。

通過改革開放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大大加快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換的速度。工業化大生產愈加凸顯，在國際上中國的經濟與世界逐步接軌，中國的標準化隨著世界潮流愈加需要加強，為適應WTO對標準和標準化的要求，更多增加了國際交往。但圈于市場經濟發育尚不完全的限制，從當時的認識出發，國家對標準仍然強調的是政府集中控制和行政主導，尤其是在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申報、立項、備案、審批及標準制修訂經費的投入上，仍然是由政府主管部門獨家包攬。地方標準則由各地獨辦。財力不足，就采取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方法推著干。國家十一五規劃之前，我國在國際標準化機構ISO技術委員會的秘書工作僅有一席之位，而美國是30個席位。在ISO、IEC當時有的16700多項標準中，以我國為主起草或采納我國標準的國際標準僅有10余項。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把標準化擺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來統籌推進，納入國家基礎性制度建設范疇，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成為促進經濟社會健全發展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各地區、各部門緊密協作、開拓創新、主動作為，標準化的基礎性、引領性、戰略性作用愈發凸顯。

2017年11月4日，習近平主席簽署第78號主席令，正式公布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這是我國標準化事業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對促進標準化改革創新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2021年10月，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這是指導中國標準化中長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綱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按照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優化標準化治理結構，增強標準化治理效能，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加快構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標準體系，助力高技術創新，促進高水平開放，引領高質量發展，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