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孫子兵法》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對戰略進行全局籌劃的著作，被稱為百世兵經，蘊藏了豐富的戰略管理思想。戰略一詞最早正是源于是軍事方面的概念。在西方，戰略“strategy”一詞源于希臘語“strategos”，意為軍事將領、地方行政長官，后來演變成軍事術語，指軍事將領指揮軍隊作戰的謀略。在中國，戰略一詞歷史久遠，“戰”指戰爭，略指“謀略”。《孫子兵法•謀攻篇》可以說是高屋建瓴地闡述了軍事戰略的精髓。

孫武像

 當今，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發展的主題，戰略早已從軍事領域拓展至經濟社會領域。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度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更多體現為產業之間的競爭。標準化作為促進產業發展的基礎和維護市場秩序的準則，對內意味著產業鏈的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對外則有利于突破貿易壁壘，占領全球產業制高點。“得標準者得天下”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廣泛共識。

正因如此，許多發達國家普遍將標準化上升到國家戰略，并力圖把標準之爭從技術研發之爭、市場開拓之爭上升到發展戰略之爭，試圖通過標準化發展戰略規劃，主導甚至掌控國際標準，引領未來發展方向，在全球資源配置中占領制高點。2005年12月，美國國家標準學會發布《美國標準戰略》，設定了國際標準戰略目標，即：在全世界范圍內，對任何一種產品、流程或服務項目，只能有一個全球公認的標準和測試方法，并執行統一評估程序，以保障美國的產品和服務得到公平的待遇。2001年，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發布《日本標準化戰略》，強化標準的市場適應性與效率，提升國際標準化工作。2003年，英國發布《英國標準化戰略》，對標準化進行最優利用，作為通向國際化的大門，以獲得更為開放的市場，減少貿易壁壘，發揮英國的貿易優勢，進行技術轉讓以及達到國際發展目標。

當前，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空間、海洋等領域技術突破為特征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以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為代表的“工業4.0”正在興起。誰能抓住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標準”，誰就能抓住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脈絡。

十八大以來，我國對標準化工作空前重視。《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中發〔2016〕4號）明確提出，實施知識產權、標準、質量和品牌戰略。《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國辦發〔2015〕89號）提出，推動實施標準化戰略，建立完善標準化體制機制，優化標準體系，強化標準實施與監督，夯實標準化技術基礎，增強標準化服務能力，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加快標準化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普及應用和深度融合，充分發揮“標準化+”效應，全面支撐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

《消費品標準和質量提升規劃（2016—2020年）》（國辦發〔2016〕68號）明確，以先進標準引領消費品質量提升，倒逼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擴大有效供給滿足新需求，改善消費環境釋放新動能，創新體制機制激發新活力，以科技創新支撐標準化和質量提升，突出標準引領，創新質量供給，著力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裝備制造業標準化和質量提升規劃》（國質檢標聯〔2016〕396號）提出，不斷優化和完善裝備制造業標準體系，加強質量宏觀管理，完善質量治理體系，提高標準的技術水平和國際化水平，提升我國制造業質量競爭能力，加快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新優勢，支撐構建產業新體系，推動我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轉變。

可見未來一段時間，圍繞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需求，以提高發展質量與效益為中心，著力爭奪能為產業或國家帶來重大經濟利益的重要領域技術標準制定主導權，將是我國標準化工作的主攻方向。

在國際標準化方面，我國是后發者。因此，我國在國際貿易過程中往往受制于既有國際標準“規則”。要實現后來居上、彎道超車，需要加快適應賽場轉換并主動創造游戲規則。加快中國標準“走出去”，一方面在我國一些有明顯傳統優勢和后發優勢的產業技術領域，積極推動中國標準的海外應用與國際標準制定，可以使我們成為新賽場的重要主導者；另一方面聚焦新興產業領域，以我國技術和標準為基礎主導制定一批國際標準，力爭成為新的游戲規則制定者。雙管齊下，將步步為營。將國際標準化工作與我國“一帶一路”建設相結合，無疑是中國標準“走出去”的最佳進路。2015年，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了《標準聯通“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5—2017）》（以下簡稱《行動計劃》），提出在電力、鐵路、海洋、航空航天等基礎設施領域，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交通、高端裝備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領域，以及中醫藥、煙花爆竹、茶葉、紡織、制鞋等傳統產業領域，推動共同制定國際標準。另外，《行動計劃》還提出標準互認、標準外文版翻譯、標準合作等多項任務。通過全面深化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標準化方面的雙多邊務實合作和互聯互通，有利于我國標準的海外推廣應用，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有利于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

“瞄準新興產業，強化國際標準”是世界各國標準化戰略共性的核心內容，也是各國開展標準之爭的必由之路。我國實施標準化戰略過程中，需要認準方向、積極作為，必要時應動用外交、政治、經濟和援助等手段，扶持和推進本國標準成為國際標準或事實上的國際標準，搶占關乎我國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產業領域制高點，推動我國產業跨越發展。

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朱熹對此句的解釋是：“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這種思想對后人的影響很大，甚至成為人們的社會心理。就今天而言，其仍有適應現代社會的一面，現代社會的穩定實際上也是要靠一定的平均，如果貧富差距過于懸殊，社會便有可能分崩離析。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符合社會主義的公平和正義的思想。

孔丘像

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指出，“公正是政府的中心組織原則”。為此，他進一步提出了實現社會平等所應遵循的一整套具體的制度和標準。在邏輯的追溯中,從和諧社會追尋到社會公正，再從社會公正到社會平等，可以為社會走向整體和諧提供基本思路。當今，中國政府提出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戰略正是落實社會建設與改善民生的核心和關鍵,是使社會走向整體和諧的直接推動力。在世界各國政府轉型升級不斷加速的大背景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已成為國際及眾多發達國家標準化工作新的重點領域。為何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如此重要？一是通過標準可以規范各級政府的行為，確保基本的公共服務財力與人力的投入以及制度方面的供給；二是通過標準可以規范公共服務機提供的構服務，從而善用公共資源，為公眾提供切實服務，保障民生。

發達國家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已經有了近一百年的歷史經驗。如美國從1930年代開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在基礎教育、公共文化、醫療衛生、公共基礎設施等領域，基本建立了較為全面的標準體系，初步實現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1980年代，社會力量全面接棒推動公共服務標準化建設。如圖書館行業協會推動建設個性化的閱讀服務規范等。至1990年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其標志性事件是克林頓總統發布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聯邦政府機構必須建立以公民需求為導向的服務標準。到90年代中期，美國聯邦政府下轄的200多個機構，就已全面執行3,000多項內容廣泛、形式各異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

近些年，我國愈發重視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十二五”時期，我國已經將社會管理與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提升至戰略層面加以推進。《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國發〔2012〕29號）在基本公共教育、勞動就業服務、社會保險、基本社會服務、基本醫療衛生、人口和計劃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教育、殘疾人基本公共服務等領域均明確了基本標準，明確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底線”，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硬支撐。《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十二五”行動綱要》（國標委服務聯〔2012〕47號）（以下簡稱《行動綱要》）涉及公共教育、勞動就業服務、社會保險、基本社會服務、公共醫療衛生、人口和計劃生育、公共基礎設施管理與服務、公共文化體育、公共交通、司法行政與服務、公共安全、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社會組織管理、社會公益科技服務等14個方面；設置了11項重大工程，提出了相關領域標準體系建設、標準化科研、標準宣貫、隊伍建設和信息平臺建設等方面的主要工作和預期目標，為相關行業部門、地方政府制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發展戰略、編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制修訂計劃和開展相關標準化工作提供了依據。此外，為了與《行動綱要》相配套，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民政部、國家郵政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部門，先后從行業（領域）角度出發，出臺專項標準化發展規劃，有效支撐了國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體系建設。下圖展示了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普惠于民的特點。

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

上海、浙江、陜西、江西等省市通過建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聯席會議制度等形式和措施，在構建管理和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了實踐和探索，以建立適用于各自區域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體系。

2005年，上海市建立了由市質監局、市發展改革委、市民政局等參加的上海市標準化聯席會議制度。2013年6月，上海充分發揮了標準化聯席會議工作機制和標準化推進專項資金政策等優勢，立項了32個市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試點項目，覆蓋公共行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醫療衛生、氣象服務、司法服務、社區管理和城市建設等10余個領域。

2013年1月，浙江省質監局召開由省發改委、教育廳、科技廳等23個廳局參加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會議，建立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聯席會議工作機制。2014年初發布了《浙江省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五年行動綱要（2013年—2017年）》，是地方出臺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方面的首個綱要。

2013年12月，陜西省標準化戰略推進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了《陜西省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行動綱要（2014~2020年）》，提出充分發揮省標準化戰略推進委員會辦公室的組織協調作用，定期組織省標推委各成員單位，研究解決全省推進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中遇到的突出問題。

2014年8月，江西省質監局聯合省發改委、省教育廳、省科技廳等25個部門印發了《關于開展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的通知》，形成統一領導、各部門分工負責、合力推進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工作機制。

民生問題是政府工作的根本目標，也是發展的根本目標。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則是實現民生保障的重要載體和基本途徑。與西方發達國家完善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體系相比，我國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加強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是我國“十三五時期”標準化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政府部門改善民生保障，增進人民福祉的一個戰略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