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部日前下發《排污許可證后管理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意見稿》提出，排污單位要開展自查，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組織開展持證排污單位現場核查，應當對環境選址敏感、污染排放量大、環境風險高、環境治理水平低的排污單位實施重點檢查。這意味著，新一輪環保風暴正在蓄勢待發。

       2016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控制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實施方案，明確了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關于固定污染物的管理和制度建設，這是我國固定污染源環境管理總的路線圖，也是國家推行實施排污許可制的路線計劃。此次生態環境部下發的《意見稿》，其實就是這個總路線圖的進一步細化。

   　今后，環境管理將圍繞兩個核心：一是環境質量改善，二是固定污染源管理。所謂固定污染源，就是地方工業生產過程中穩定排放的廢水和廢氣。實際上，《大氣污染防治法》和新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分別明確了排放廢氣和廢水的排污單位要依法申領排污許可證。

　　顯然，作為排污大戶的鋼鐵行業，無疑將會卷入此輪環保檢查的風暴眼中。盡管京津冀周邊和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地區的鋼鐵行業已經如期領證，理論上按照許可排放，但能否在這論環保風暴中低空掠過，仍將是一場考驗。

　　地方政府不再當企業排污保護傘

　　排污許可制其實并不是一個新創的制度，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起，各地開始推行排污許可制試點，不過，國家層面對此并沒有統一要求，沒有統一管理的政策、制度，都是各地自行探索。當然，基于地方經濟利益考慮，這個效果并不明顯。

　　因此，制訂一個全國統一標準的排污許可制度，顯得尤為重要。排污許可證既是企事業單位的守法文書，也是生態環境部門的執法依據。依證監管是排污許可證實施到位的關鍵環節。目前，全國已基本核發鋼鐵、水泥、火電等15個行業兩萬余張排污許可證，排污單位控制污染物排放各項要求已經明確。但是證后管理體系尚未完全建立，部分持證企業不能按證排污，排污許可證實施效果受到嚴重影響。

　　據了解，本次核查將重點關注排污單位的生產工藝、污染防治設施、排放口、監測設施及采樣口設置、廠區平面布置等相關信息。對于存在環境違法行為的排污單位，生態環境主管部門應依法予以處置。

　　隨著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我國的環保形勢日新月異，環保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明確寫入黨章國法。環境保護是關系到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的關鍵一環。中央環境保護督查有力推動了對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大政方針的貫徹落實，切實提高了地方黨委政府對環保工作的重視程度，也的確有效解決了一批群眾身邊突出的環境問題。

　　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環保中心主任劉濤認為，主要得益于新環保形勢下兩個方面的新變化：第一個是考核方式發生變化。過去考核更多的是針對企業，而且很多考核是做一些量化的治理改造項目，而現在是以環境質量為核心的考核，不管做了多少工作，最后還是要看環境質量有沒有改善。

　　劉濤表示，更核心的一點是，現在把地方政府黨政一把手也納入環保考核對象，即黨政同責，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變化，板子打在政府領導頭上，這樣，地方政府必然會把壓力傳導給企業，不會成為企業污染排放的保護傘。

　　“第二個是環境管理體系發生了變化。”劉濤說，以前很多時候環境管理都是一陣風一樣，今年搞一個專項行動，明年搞一個專項行動，這不是長久性的，現在管理以排污許可為核心的管理制度，突出環境管理的長效性，對企業不光是在環保改造上提要求，后續的環境管理也會提出新的要求，建了環保設施還得保證長期穩定的運行。

　　鋼鐵行業將是霧霾治理的重中之重

　　“煙氣排放跟大氣污染是密切相關的，對鋼鐵和焦化企業來講，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劉濤說，首先，大氣治理一方面要靠人的努力，另一方面要靠天幫忙，目前來看，老天是不太幫忙的，全球氣侯變化形勢下，發生霧霾的氣侯條件越來越多，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得不投入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精力去完成這項工作。

 　記者注意到，從目前來看，鋼鐵以及鋼鐵相關上游的焦化企業，應該是下一步國家霧霾治理的重中之重。

　　有數據顯示，霧霾的產生和鋼鐵產量的確有正相關系，從2016~2017年發生的實例看，隨著鋼材和焦炭產量的增加，與霧霾發生的頻率和強度都有很直接的關系，而且根據2018年的數據分析可以感覺到，今年京津冀地區由于采取了一些強化的措施，包括鋼鐵限產，整個京津冀的大氣明顯改善了許多。

　　“京津冀地區鋼鐵產量呈下降趨勢，但長三角地區鋼鐵產量卻在增加，同時PM2.5濃度也在增加。”劉濤據此認為，哪里鋼鐵產量增加，哪里霧霾就會增加，只要有鋼鐵企業的地方，政府肯定會對鋼鐵企業和焦化企業進行嚴管。

　　不過，在劉濤看來，現在的環保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樣一刀切了，而是實行差異化管理。管理部門意識到，現在企業的環保水平、環保投入參差不齊，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最后會導致誰也不搞環保了，大家都在企圖采取措施蒙混過關。

　　“從去年的情況看，最典型的例子在唐山，唐山市實行鋼鐵企業差別化管控方案，好的企業在生產的時候少限產，差的企業多限產。”劉濤認為，這樣的差異化管理，既可倒逼企業提高環保治理水平，又可以倒逼環保治理差的企業退出市場。

　　超低排放可謂大勢所趨，從2018年起，鋼鐵行業開始實施超低排放標準。按照生態環境部《意見稿》的要求，下一步對于鋼鐵等企業治理水平要求將非常高，如果全部要改造達到超低排放標準，投入將非常巨大，短期內對企業的運營壓力也將是非常巨大的。

　　顯然，在新的環保形勢下，政府已不再可能再充當企業污染排放的保護傘，這樣壓力就直接傳導到了企業頭上。以邯鄲鋼鐵為例，以前想往外搬，政府就嚇到了，千方百計要企業留下來，提什么要求政府都同意，現在要往外搬，政府表示非常歡迎，就國內的鋼鐵行業而言，邯鋼的環保水平應該算是數一數二的了，但現在邯鄲市政府逼著邯鋼往外搬。由此可見，環保對各方的壓力有多大。

　　企業要轉變環保技改就是花錢的觀念

　　“盡管鋼鐵企業的環保壓力非常大，但真正的挑戰來自根深蒂固的舊有觀念。”劉濤表示，環保政策現在也不是一刀切，但環保一定是一個長效機制，這就需要企業領導者潛移默化地轉變對環保的態度。

　　從技術層面講，眼下最大的難題不是能不能達到超低排放標準，而是觀念轉變，很多企業老總對環保技改還停留在“就是花錢的事”上。但是在現在新的環保形勢下，環保不光是花錢，其實是有收益的。劉濤認為，收益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可以倒逼企業提升管理水平，第二可以降低環境政策帶來的經營風險。

　　劉濤說，眼下的國際貿易爭端，可以看出對鋼鐵產品有實行差異化進出口的動向。可以預測，包括國際國內對于鋼鐵產品進入市場，可能有些綠色產品的壁壘，“企業環保搞不好，將來產品想進入市場都是很困難的。”

　　劉濤打了一個比方，2018年1月1日起征的環境保護稅，現在因為很多地區稅率沒有提上去，將來環境稅稅率提高以后，假如排一噸二氧化硫要繳1萬元的環保稅，而治理只需要花5000元，這樣就省下了5000元。此外，治理達標了，也不會存在收到罰款的風險。

　　還有一個更直接的體現：現在限產政策被各個地方政府當成了保護環境的剎車點，一說有問題就限產，環保搞好以后，可以避免這個風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邢臺的德龍鋼鐵，投入大量資金實施環保改造后，污染物排放低于國家規定的超低排放標準，現在連搬遷的事都不需要考慮了，這樣就省下了一大筆原本要搬遷的費用。所以說，搞環保現在是掙錢的，不搞的話虧的更慘。

　　劉濤表示，現在鋼鐵和焦化企業要基于環保理念搞環保，搞環保不是得過且過、滿足標準就可以了，要爭先爭優。

　　“之前跟一些城市對接的時候，當地的一些環保局或者部門發言的時候，往往都說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我們把環保當成紅線，我們不越紅線、不越底線。”劉濤認為，以前說不越紅線、底線沒有問題，現在還把環保當成紅線、底線就有點落伍了。“所謂的紅線、底線實際上是及格思維，現在不行了，必須爭取90分，爭取得100分，這樣才能讓企業長期生存下去。”

　　劉濤表示，現在鋼鐵和焦化企業就相當于一群在草原上奔跑的人，后面有一群野狼在追，最后誰跑的快，誰就能活下來，誰跑的慢，就可能被野狼一個一個吃掉。在新的環保形勢下，環保做的多么嚴，多么先進都不過分。

　　“按照現在的要求，環保搞好了不吃虧，環保搞不好定會吃大虧，早做成標桿、晚做是跟隨，跟隨和標桿概念完全不一樣，到時享受的政策待遇肯定也會不一樣。”劉濤稱，鋼鐵和焦化確實是高污染行業，排放量很大，由此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也很大，但這并不意味著在環保方面就不能做好。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標準體系的建立，將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由大變強很重要的標志性事件。

　                                                                                        --------　轉自：中國礦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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