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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益平:對當前幾個重大經濟問題的思考

如何認識新階段的重要變化

根據中美兩國智庫專家的共同研究,中國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三方面的變化非常值得重視。

第一,成本優勢變化。中國的成本水平提高,低成本優勢不再,想要繼續依靠低成本優勢發展的產業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第二,國際市場環境變化。過去40多年,我國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環境。出口和直接對華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現在這兩方面的拉動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

第三,人口結構變化。人口老齡化帶來巨大挑戰。

除了這三方面,數字技術、綠色發展等也是正在經歷的重要變化。這些重要變化意味著我國當前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

要作出怎樣的改變,才能保持持續的增長?這也是北大國發院和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聯合所做的研究成果形成的《中國2049》這本書想要回答的問題。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結論,那就是:未來增長模式要發生轉變。過去40多年支持中國增長的一套習以為常的做法,將來已經很難持續。

要轉變增長模式,必須更多地靠創新、靠國內市場、靠數字技術、靠改變現有政策。增長模式轉變的核心是,要從過去低成本水平優勢基礎上粗放式的增長,走向創新驅動式增長。
如何提升創新能力

第一個因素是國家開放度。當前我國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市場和國際環境與過去已有很大不同。在諸如美國“小院高墻”這種復雜的國際環境中,保持開放度對創新而言格外重要,故步自封則難以保持高水平的創新。舉個簡單的例子,過去不管出口多少產品,沒人覺得有太大的問題,現在剛剛開始出口一些“新三樣”,某些國家就很敏感。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培養創新能力,必須深刻認識到繼續保持開放的重要性。畢竟美西方國家仍然掌握著世界上大部分的先進知識和科技,如果因為對方出臺一些限制措施就從此拒絕再打交道,這可能引發更大的問題,影響甚至阻礙我國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國當然可以集中國內的力量攻關重大科研問題,但客觀地說,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所有的科學難題,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宣稱掌握所有的前沿技術。所以,開放度是一個十分關鍵的變量,在地緣政治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至關重要。

第二個因素是民營部門的活力。對于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大家都非常清楚。目前該如何提升并保持企業家的信心,尤其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確實是一項重要挑戰。過去十幾年間我國創新能力的趕超,特別是逐漸逼近前沿的態勢非常明顯?,F在關鍵問題是能否保持住這樣的勢頭。這方面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不小。

如何理解新的產能過剩問題

產能過剩問題在國內是長期存在的,不是今天才有?,F在談論的過剩產能,和過去有什么差別?主要在于,過去我國把過剩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沒有引起太大反應。所以,就算每年我們都存在過剩產能的問題,可以通過出口消化。很多企業家確實也是這么認為的,只要能賣得出去、只要有市場,那就不算過剩。

而今天的產能過剩為什么具有復雜性?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地緣政治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一些政客只要認為存在潛在影響,就會拿中國的產能做文章,那么我國所面臨的國際市場環境就不會像過去那么友好。

而且,我國已經從小國經濟轉變為大國經濟。小國經濟和大國經濟有什么差別?主要看增加或減少進出口的量時會否影響國際市場的均衡。過去我國的進出口對國際市場的影響不太大,是因為當時的經濟規模還比較小?,F在我國已經發展到大國經濟階段,如果這時候還像過去那樣大量地向國際市場出口產品,確實會影響國際市場的均衡。一些國家對此深感憂慮,我認為這個問題值得引起重視。

第二個原因是在政策層面。國家為支持大家多做新能源產品,給予了一些產業政策層面的支持。政策對創新大力支持肯定沒問題,但是從理論上來說,支持的重點應該放在克服技術瓶頸方面。只要能克服技術瓶頸,相信市場和企業家有能力自己解決其他的問題。然而目前的情況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想為支持新能源產品出力,有些工廠即便做得不算好,在中國大地上總能找到愿意接受并支持它的地方政府。這是有問題的。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產業發展的重點應該放在克服技術瓶頸上,而不是簡單地支持大家用已有的技術做產能復制。產業政策很重要,但關鍵是要支持技術創新,而不是同類產業的簡單復制。

消費和投資孰輕孰重

宏觀經濟失衡的問題如果不解決,產能過剩會一直存在。過去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產能過剩,比如服裝、玩具等,后來發展到一些家電行業,再后來是鋼鐵、氧化鋁、水泥等很多行業??傮w看,這些出現過剩的行業是投資多、消費少。這個問題需要改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增長靠投資驅動,后來有學者提出要從投資驅動型增長轉變為消費驅動型增長。對于這個觀點,經濟學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經濟學家認為應轉向消費驅動的增長,有的則堅持認為,真正能驅動增長的還是投資。

究竟增長是由投資驅動還是由消費驅動,可能并沒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投資和消費之間要有一個相對合理的比例。因為,如果大家只消費不投資,增長很難持續,美國過去其實就是這個問題;同樣,如果只投資不消費,也會引發很大問題。投資最終要轉化為產能,一旦形成了產能但產品賣不出去,投資就無法收回,那么既可能造成過剩產能,也會影響持續增長。

因此,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去爭論消費和投資到底孰輕孰重,最關鍵的是部門之間要達成相對合理的比例。過去比例失衡,靠國際市場來實現平衡,現在變得很困難,因為我國的經濟已經變成大國經濟。

消費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畢竟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群眾的消費,才能消費掉那些生產環節產生的產品。如果老百姓沒錢,只是一味地消費,這恐怕誰也做不到。因此,在投資和消費之間追求一個合理的比例,是從今天開始就必須努力做到的。

目前看,我國的政策似乎更擅長支持投資和供給,在支持消費方面不那么擅長。今年出臺了一些新政策,比如消費品以舊換新,這些都是好政策,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只有消費崛起了,經濟增長才可持續。倘若消費一直低迷,老百姓生活水平改善不明顯,經濟發展何來澎湃動能?消費者、生產者、投資者反而容易落入一個預期的惡性循環。

可以考慮改變政策思路,大張旗鼓地支持消費的提升。當然,“刺激”消費不能只是給老百姓開空頭支票,作為宏觀政策的一個部分,政府應該實實在在地把真金白銀開支出去,不管是提高社保水平,還是做實城市常住居民的福利待遇,或者就直接給老百姓發錢,這樣宏觀經濟勢頭才有可能真正止跌回升。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原文刊載于《領導文萃》2024年1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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