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某個研討會，就新質生產力與數字經濟發言，提出了“未來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數字經濟”。
一、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邏輯不同，會改變傳統的就業形態和資源配置方式。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數字化并非工業化的簡單延續或擴展，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的內在邏輯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將當前的數字革命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觀點，實則是貶低了數字經濟，將其淪為工業經濟的附庸，忽略了數字經濟所蘊含的顛覆性影響。若以傳統的工業化邏輯審視數字革命，易陷入誤區，難以洞察其真實面貌。
為深入理解數字革命、數字經濟的內在機理，我們必須跳出工業化的思維框架，盡管這一過程充滿挑戰，盡管新生事物的本質往往難以一下子看清楚，但至少我們應努力避免被工業化邏輯所局限，以確保在政策制定、監管設計、以及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的考量中，能夠開辟新思路，推動深層次的改革。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正逐步確立其主導地位，而工業經濟則成為其基礎。這與我們過去以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發展模式相呼應。如今，我們已邁入新的發展階段，應適時提出“以數字經濟為主導，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戰略口號。
未來的財富創造與經濟增長將主要源自數字經濟，而傳統工業及新型工業化則需進一步轉型升級，以鞏固并拓展其基礎性作用。正如農業之于工業不可或缺，工業之于數字經濟亦同樣重要，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支撐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首先是所有權的問題。在工業社會中，所有權被視為核心基礎，交易的實質是所有權的轉移；而在數字經濟時代，其重要性逐漸淡化，使用權與收益權則日益凸顯。以數據確權為例，最初我們常陷入工業化思維的誤區，認為數據必須先確定所有權才能進行交易。然而，經過深入研究與實踐探索，我們發現數據的確權過程往往與交易過程中的價值發現緊密相連，難以截然分開。數據作為要素的新特性決定了其不同于傳統工業化條件下的所有權模式，因此，我們需轉變思維，認識到數據交易更多涉及的是收益權的分割與使用權的共享，而非所有權轉移。這一變化不僅深刻改變了傳統的交易模式，也對資源配置與就業形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數據作為核心生產要素，展現出其獨特的共享性特征，能夠無數次復制而不減損其價值，這與傳統生產要素的排他性與競爭性截然不同。傳統生產要素在某一時刻只能由單一主體使用，其使用量與可用性隨使用者數量的增加而遞減。相比之下，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則越是使用反而越多，在共享性中不斷自動擴展。以往，我們深入探討過共享經濟模式，而現今雖對此研究有所減少，但共享經濟的核心理念——即突破所有權的傳統束縛——仍深刻影響著經濟形態的發展。所有權的概念亦隨之演變，從“絕對所有權”過渡到“相對所有權”，進而向“虛擬所有權”發展，體現了所有權在數字化時代的虛擬化趨勢。與此同時，所有權的各項權能，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及收益權，也在逐步分解與重構。在分配領域，預期分配逐漸成為主導模式。這一模式不僅涵蓋了風險與收益的分配，更強調以創新為導向的分配機制對傳統要素分配機制的替代。傳統的要素分配機制依賴于市場交易的完成，按要素所有權進行初次分配，而二次分配則多由政府主導。然而，在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創新成為核心驅動力。由于創新具有高風險性與不確定性，因此，基于預期的分配方式更為適用。這種方式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薪資或年薪，而是將個人收入與未來發展、努力程度及創新成果緊密掛鉤，如通過期權、股權、估值等形式實現。這種分配模式超越了事后的生產結果分配，與創新行為相適配。數字經濟作為未來經濟的主導形態，深刻改變了就業形態與資源配置方式。具體而言，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結合方式已超越物理時空的限制，依托于平臺的就業模式使得就業形態更加靈活多樣。這種變化不僅改變了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也引發了生產關系的演變，如勞資關系、所有制關系。同時，資源配置也逐步進入虛擬空間，擴展了物理時空條件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在解釋數字化條件下的經濟現象時顯得力不從心，如邊際成本遞增與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在數字經濟環境下已逐漸失效。此外，數字經濟還促進了產業融合，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相互交織，邊界漸漸消失，傳統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的界限變得模糊。消費者直接參與生產過程的現象日益普遍，如個性化定制等，進一步超越了生產與消費的界限。這些變化要求我們在經濟理論與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創新，以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新要求。
在傳統工業經濟框架內難以實現的場景，在數字經濟時代卻成為可能，一個顯著例證便是小微企業通過電商平臺直接參與國際貿易的普遍化。這在過去幾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卻已成為現實。數字經濟的智能決策、智能風控及場景化估值等新機制、新模式，徹底顛覆了傳統邏輯體系，迫切要求我們摒棄慣性思維，超越工業經濟的發展范式。二、平臺企業是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要構建新的規則和新的監管方式。回溯歷史，經濟組織的形態歷經變遷，從農業時代的家庭為基礎，到工場手工業，再到工業時代的企業與公司，而今則演化為平臺化的經濟組織方式。這一轉變深刻體現了數字經濟的非線性化特征，產生了“豬毛出在羊身上”的全新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使得平臺企業成為支撐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
因此，平臺企業的行為模式與工業化時代的企業不可同日而語，不能再用過去工業市場經濟的框架去認識數字經濟。例如對于定價歧視、不正當競爭、壟斷等問題，若簡單類比或套用傳統邏輯進行判斷，不僅難以準確捕捉其本質，更可能阻礙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關于數字平臺企業的認知，是一個亟待深入探索的重大理論課題，它直接關系到新質生產力的培育與發展。顯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工業市場經濟下的監管方式套用于平臺企業，而應基于新的認知框架，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特性的新規則與新監管模式。當前，盡管圍繞平臺企業的討論存在諸多爭議，但關鍵在于如何構建新的理論體系與認知框架，促進共識的形成。唯有如此，方能在實踐中有效避免誤判與偏差，確保數字經濟與平臺企業的健康發展。具體而言，對于平臺企業的性質、功能及其與其他企業的關系，我們應跳出慣性思維的束縛，將其視為數字化時代的產物。工業互聯網等新興領域同樣依賴于平臺化的運作，不同規模、不同領域的平臺共同構成了數字經濟的生態系統。因此，在面對新興的平臺組織方式時，我們應保持開放與包容的態度，避免以工業化的邏輯對其進行片面評價或誤判，從而錯失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寶貴機遇。三、數字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其在國際競爭中“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工業經濟的發展模式允許后發國家通過補課實現追趕，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補課便是明證，且成效顯著。然而，數字經濟的特性則截然不同，一旦滯后便難以彌補。其根源在于，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平臺企業，往往能夠構建出復雜的經濟生態系統。以微軟操作系統為例，其廣泛應用形成的生態壁壘，使得即便存在性能相當的替代品，也難以實現市場替代。這種競爭已超越單一產品的范疇，而是生態系統之間的較量。數字技術的迭代升級呈現著“加速度”的特征，正如“摩爾定律”所揭示的，后進者往往面臨難以逾越的鴻溝，難以追趕。特別是在人工智能領域，代差一旦產生，追趕難度陡升，因為其進步不僅依賴于實驗室的研發，更需依托開放的數據環境、充足的人才資源及先進的硬件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國家的綜合實力最終體現在以持續創新為支撐的產業產品、商業模式及生態系統的競爭力上。在數字化時代，缺乏生態支撐的技術即便再先進，也難以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新質生產力。當前，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大國博弈加速演進。在數字革命的浪潮中，數字經濟發展的滯后將構成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經濟發展遲緩對國家安全構成嚴峻威脅，而數字經濟的滯后則意味著我們在國際競爭中陷入被動地位。數字革命的影響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更深遠地觸及國防、社會、政府等多個層面，其帶來的變革是全方位且顛覆性的。因此，我們應將新質生產力的培育置于數字經濟的大背景下考量，脫離數字經濟談新質生產力無異于空中樓閣。同時，若將新質生產力局限于傳統工業化的框架內討論，其效用將大打折扣。總書記提出的新質生產力理論具有深遠的戰略指導意義，我們有責任、有使命將其理論精髓應用于實踐，推動新質生產力在數字革命中不斷萌發成長。綜上所述，我們需要對數字經濟有更為深刻的理解，尤其是政府層面，應重新審視并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數字經濟之間的關系，以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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