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以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和數字平臺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對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意義重大，如何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以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是當下亟待研究的重大課題。本文在厘清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內在機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因素和實施路徑，提出以五位一體的實施路徑釋放數字經濟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能，加快服務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以期為中國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實踐范本。

關鍵詞：服務業、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引言

服務業是提升經濟韌性和經濟發展活力的重要引擎。2012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5年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突破50%，進入服務業主導經濟發展的階段，第三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然而，當前我國服務業整體發展仍較滯后，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生產效率、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有待加強。經驗表明，囿于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下文簡稱“成本病”）的存在，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容易出現“結構性減速現象”。技術進步速度較低的服務業尤其是傳統服務業占比過高時，常會導致產業結構虛高和經濟增長停滯。自2015年我國進入服務經濟時代以來，服務業“成本病”日漸顯現，我國開始進入經濟緩慢下行通道。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到來，數字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和穩定器，推動服務業產生了顛覆性的變革。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名義增長10.3%，連續11年顯著高于同期GDP增速，占GDP比重達到41.5%。以5G、人工智能、區塊鏈為代表的新興數字技術正廣泛滲透和深度融入經濟社會，服務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和技術條件發生了質的改變。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具備無形性、知識技術密集性等特征，與數字經濟的虛擬性、滲透性、創新性等特性天然耦合，具有良好的數字化基礎和潛力。根據相關測算，2022年，我國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為44.7%，同比提高1.6個百分點。服務業數字化水平穩步提升，遠超農業和工業數字化水平。服務業數字化推動了定制服務、智慧服務、在線服務等現代服務模式高速發展，促進了數據分析、數據挖掘、數據要素交易、機器學習等生產性服務業的持續發展。

以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和數字平臺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對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意義重大，如何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以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是當下亟待研究的重大課題。本文在厘清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內在機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因素和實施路徑，提出以五位一體的實施路徑釋放數字經濟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能，加快服務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以期為中國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實踐范本。

一、研究文獻回顧

1. 服務業結構與“成本病”問題

服務業結構和效率顯著影響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因而受到學者的關注。張國建等提出，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增速落后于經濟增速，服務業結構升級驅動力匱乏，存在“服務業結構升級滯后之謎”?，F有文獻主要基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研究中國服務業結構升級滯后的成因。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政府行為導致的資源錯配，非制度性因素包括全球價值鏈分工、交易成本、服務業開放等。服務業效率和“成本病”問題是另一個研究熱點。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低是造成“成本病”與經濟增速降低的底層邏輯。龐瑞芝等以價格效應為判斷標準，發現中國服務業存在“成本病”問題。夏杰長的研究表明，數據要素、數字技術與勞動力等傳統要素融合協同，能顯著提升生產效率，在數字經濟發展中迎來“成本病”問題的新解。突破式的技術創新會推動現代服務業顛覆式變革與發展，且相同單位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對現代服務業的邊際效應遠超傳統服務業。結構紅利假說認為，高生產率部門的加速增長將促進經濟增長率提高，而數字經濟可以促進生產率較高的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進而優化服務業結構，產生更大的邊際效應和更高的經濟增長率。

2. 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與數字經濟

近年來關于數字經濟與服務業發展的研究較多，包括影響方式、作用機理和對策路徑等方面。

第一，數字經濟能夠提高服務業效率。Peters等認為，服務業數字化能夠促進供需高效匹配，降低信息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強服務業生產率。李曉華指出，數字技術通過結構、賦能和規模經濟三條路徑提升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

第二，數字經濟能夠優化服務業結構。夏杰長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通過加速要素市場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楊秀云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服務業結構高級化轉型，且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其促進作用愈發明顯，“服務業結構升級滯后之謎”有可能破解。劉國武等指出，數字經濟可以加速服務業內部結構轉型、推動勞動力替代和規模經濟等，從而提高服務業生產率。

第三，數字經濟能夠促進服務業和制造業融合。周明生等認為數字技術可以通過技術效應、渠道效應和需求效應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戴魁早等指出，數字經濟促進了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從而推動服務業結構升級。

二、數字化賦能服務業

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

以5G、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快速發展，并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通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和數字平臺等推動服務業向用戶規模更大、生產效率更高、內部結構更優、業態模式更智慧、發展環境更優質等方向加速升級，進而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良好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為服務業數字化升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實現服務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充足的動力，有助于釋放要素稟賦、地理區位、市場規模和創新能力等優勢，在開拓創新中形成新的服務業發展格局，以數字化驅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1. 數字化擴大服務業規模

數字化引致了一批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創造了諸多生產性服務業和就業崗位，通過替代效應、協同效應和創造效應的疊加促進服務業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

第一，替代效應。數字化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會對部分服務業產生替代作用和巨大沖擊，非接觸性和重復性的程式化崗位面臨被取代的風險。替代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服務業規模縮減。

第二，協同效應。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融入服務業生產和消費過程，與原有的生產要素協同作用，共同釋放乘數效應。這部分服務業在原有基礎上進行數字化升級，提高生產效率并加強發展動能，同時顯著推動知識、技術密集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

第三，創造效應。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主要經濟形態，當其全面嵌入服務業生產價值體系后，會對體系內生產、交易、消費等產生顛覆性影響，創造大量諸如在線經濟等新興服務業。根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2022年中國數字產業規模穩步增長，軟件業收入達10.81萬億元，同比增長11.2%。其中，信息技術服務收入達到70128億元，同比增長11.7%，占全行業收入的比重達64.9%；云計算、大數據服務收入達到10427億元，同比增長8.7%；電子商務平臺技術服務收入11044億元，同比增長18.5%。數字產業化推動了數據分析、數據挖掘、人工智能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擴大了服務業行業規模并增加了就業崗位。數字平臺極大地提高了服務業交易匹配效率，支撐服務業企業針對小眾化、個性化需求定制和生產服務產品，從而釋放出長尾效應。

2. 數字化提升服務業效率

相比能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制造業，服務業尤其是傳統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普遍較低，隨著服務業占比的持續增加，往往會出現勞動成本增加和生產率下降等結構性問題，導致經濟增長出現結構性減速現象，即服務業“成本病”。數字經濟為服務業發展及生產率提高帶來了新的契機。借助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和數字平臺等實現結構紅利效應、就業替代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等，已成為當前緩解服務業“成本病”、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數字技術改變了生產函數并不斷創造新業態，促進中國服務業生產率的全面提升，克服“成本病”。數字技術的實時傳輸等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服務產品生產和儲存的限制，通過全方位、全流程的升級優化顯著影響服務業傳統生產范式，極大地改善創新和發展環境；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進入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社會再生產全過程，與傳統生產要素協同聯動釋放數據要素內在價值；數字平臺作為傳統雙邊市場的全面升級，具有可供性、靈活性和開放性等特征，極大提升了市場和交易雙方覆蓋范圍，顯著降低雙方用戶的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市場交易效率，從而釋放交叉網絡效應。

數字化通過顯著提高服務業生產率，有效克服了服務業“成本病”問題。由于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業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被認為是“成本病”的重要根源，但數字技術正在對這些行業產生巨大影響，極大地推動了教育、醫療和衛生行業效率提升。將利用數字技術錄制的教育內容上傳到互聯網平臺或者通過互聯網平臺提供教育服務，一次服務生產可以無數次消費和重復使用，顯著提升教育生產端的效率。比如上海市2020年開展的“空中課堂”，可推動大規模在線教學持續平穩進行。截至2022年5月，上海微校首頁累計訪問量近6000萬人次，“空中課堂”欄目累計點播量6203余萬人次，師生和家長可以通過釘釘、騰訊課堂等22個平臺開展在線教學互動，參與互動人數日均近160萬。除了服務產品數字化升級，數字平臺也能顯著提高服務業效率，推動服務業等產業數字化，緩解結構性低效問題。當前中國生產性互聯網服務平臺快速發展，初步形成具備產業規模、涉及領域多元的產業賽道，未來數字化轉型服務平臺將發揮更強的效能，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和在線新經濟發展。

3. 數字化優化服務業結構

服務業結構升級意味著勞動力、資本、數據等生產要素實現跨行業充分流動和最優配置，從低效率、低附加值的傳統服務業轉變為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逐步實現服務業結構優化。數字化有助于服務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數字經濟提高了生產性服務業的占比，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顯著增強了服務業和制造業企業發展競爭力。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和數字平臺等有效降低了市場主體的交易成本，緩解了要素市場信息不對稱性和扭曲程度，通過優化技術、勞動力等要素供給直接影響服務業結構。同時，數字經濟還能通過技術創新驅動效應和就業崗位創造效應等間接優化服務業結構，促進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是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提高服務業和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培育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途徑，而信息技術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黏合劑和推動力。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促進了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有效緩解了傳統經濟條件下服務業不可存儲性、不可遠距離貿易、生產消費共時性等制約因素，并進一步賦予其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長尾效應。知識外溢對高端服務業尤其是集聚在大城市的服務業具有重要意義。互聯網、大數據可實現信息資源集聚和共享，通過信息內外共享和溢出促進數字技術和知識的快速擴散，顯著提高先進技術的使用效率，促進服務業結構高級化轉型。

數字化顯著推動了服務業發展和新動能變革，促進服務業結構優化和變革。數字化為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帶來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推動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升級。新一代信息技術與零售、商務、教育、醫療等服務業深度融合，服務業數字化轉型推動服務業創新發展和內部結構優化。網上商店等在線消費方式已成為居民滿足消費需求的最重要渠道之一，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有效激發了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動能。根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2022年全國線上零售額達13.79萬億元，線上辦公、線上旅游服務預訂、在線醫療用戶分別達5.4億人、4.2億人、3.6億人。金融、互聯網、文化、教育、環保、交通、醫療等多個服務行業的數據需求快速顯現?；跀底纸洕鷰淼那把乜萍寂c產業變革趨勢，主動順應全球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新趨勢，推動服務業數字化升級，發展和布局一批先導產業，能夠有效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推動服務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服務業發展。

4. 數字化創新服務業模式

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和廣覆蓋性等特征，能有效釋放范圍經濟和長尾效應，為服務業創新發展模式帶來新的動力。在數字經濟的沖擊下，不具備標準化生產流程的服務業展現出更強的適應性、生命力和可能性，加速涌現新型服務品類。數字經濟賦予了服務業新的服務方式、服務內容、服務產品和服務環境，擴大了服務業消費群體范圍，提高了服務業效率?；谙M提質升級、消費習慣改變、應用場景豐富等發展機遇，新興數字技術在服務業中的創新應用水平不斷提升，形成消費者價值共創模式，持續釋放數字經濟賦能潛力，驅動服務業高質量創新發展。以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為依托的平臺經濟等新經濟形式與服務業相結合，對服務業進行全方位升級改造，創新了服務業發展模式，推動傳統產業布局向在線經濟和虛擬集聚發展，構建起虛擬化、智慧化和個性化的在線服務平臺與網絡化模式，革新服務產品營銷與品牌口碑傳播方式。

數字化推動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而服務業成為新經濟創新發展的重要源泉，教育、醫療、文創等領域涌現了一批在線新經濟企業。數字化有效支撐了現代服務業高質量發展，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新業態迅速發展。數字經濟與金融、文化娛樂、教育、健康等服務業深度融合，涌現出以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嗶哩嗶哩、小紅書、拼多多為代表的一批優質互聯網服務業頭部企業。同時，數字商務新業態和數據產業集群發展迅速，數字貿易逐漸成為全球貿易新形態，傳統貿易快速向貿易數字化發展，基于互聯網實現訂購、生產或交付活動等數字訂購貿易，推動了數字化服務貿易穩定增長。根據《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2022》，2022年中國實現服務貿易進出口8891.1億美元；其中，可數字化交付服務進出口3727.1億美元，同比增長3.4%，占服務進出口的41.9%。數字化突破了傳統貿易的模式渠道和工具方式，擴展了交易對象的邊界，提高了服務的可貿易性。根據《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22）》，2022年全國電子商務服務業營收規模為6.79萬億元，同比增長6.1%，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服務營收規模為1.54萬億元，同比增長10.7%。具備豐富創新特性的數字經濟推動電子商務等服務業業態模式持續創新迭代。

5. 數字化優化發展環境

數字化不僅能夠直接影響服務業規模、效率、結構和模式，還能通過優化服務業發展的營商環境和治理體系，支撐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第一，不斷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為增強服務業主體競爭力和服務創新提供了優質的發展環境。根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中國已實現“市市通千兆、縣縣通5G、村村通寬帶”。截至2022年，中國5G基站數量達231.2萬個，顯著推進了5G等數字技術在健康醫療、教育等服務業領域的應用，支撐服務業的主體不斷創新服務產品，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

第二，數字政府的發展為服務業企業創造了優質高效的政務環境。數字化重塑了政府的政務流程、組織構架、功能模塊等要素，優化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環境治理等功能運行。截至2022年，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實名注冊用戶超過10億人，實現1萬多項高頻應用的標準化服務，達到“一網通辦”“跨省通辦”。政務數據共享開放和平臺建設的推進持續提升政府治理數字化水平。服務業發展有賴于相對包容的制度和營商環境，數字政府和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有效解決了服務業企業主體辦事難、辦事繁等問題，普惠便捷的數字公共服務為市場主體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三、數字化賦能服務業

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因素

2022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達63.87萬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為52.8%，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1.8%；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為37.90億元，占服務業比重59.33%，但中國第三產業相關指標與工業化后期發達國家70%的標準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中國服務業數字化發展基礎好、增速快、潛力足，但在數字化賦能服務業發展的過程中仍面臨著一些挑戰和制約，相比發達國家的先進標準，中國服務業在行業規模、轉型動能、服務品牌影響力、制度政策與監管環境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

1. 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行業規模和發展動能不足

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促進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和結構持續升級，是實現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在服務業領域的深入滲透和廣泛應用加速了服務業數字化進程，推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沿全球產業鏈與價值鏈攀升。中國以信息軟件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行業規模和影響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根據美國商務部和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美國信息傳輸和軟件業增加值為1.39萬億美元，中國信息傳輸和軟件業增加值為0.71萬億美元，僅為美國的51.07%。當前中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比重偏低，價值鏈高端環節增值服務能力不足，信息服務、科技服務等新興服務業的發展動能、規模和增速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1-5月份，規模以上高技術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速分別為11.9%、12.4%和8.8%。知識密集的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應用場景廣闊、市場需求巨大。高標準服務業開放的制度體系正在加速構建中，中國所具有的外向型經濟優勢尚未充分釋放，服務和產品需要進一步走出去，提高國際市場占有率。

2. 數字經濟區域發展不均衡，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不暢

數字經濟與服務業耦合程度高、賦能潛力大。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效果主要由外部和內部兩方面因素決定，在外部發展環境和內部市場主體的良性互動下，才能充分釋放數字化價值。一方面，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滲透水平會顯著影響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效果。當前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區域不均衡的特征，不同地區間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在數字鴻溝的影響下，服務業集聚趨勢可能進一步強化，更加凸顯大城市的虹吸效應，導致人才和資金等要素加速向發達地區集聚，從而加劇區域發展不均衡，限制中西部地區數字化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服務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和程度也會影響賦能效果。當前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比例約為25%，遠低于美國的54%和歐洲的46%?！吨袊行∑髽I數字化轉型研究報告（2022）》顯示，79%的中小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步探索階段，12%的中小企業處于數字化轉型應用踐行階段，整體上面臨著轉型規劃欠缺、轉型路徑不明、轉型成本有限、轉型能力不強等困境。

3. 有競爭力的領軍企業較少，服務品牌影響力較弱

服務業領軍企業“雁陣效應”和服務品牌在提升產業經濟發展效益中的引領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

第一，中國服務業發展迅速，但在市場主體中，有競爭力的領軍企業數量較少，新興行業的龍頭企業數量不足，獨角獸企業培育力度不夠，部分領域的重點企業品牌優勢和影響力有所下降。制約領軍企業發展的因素包括：人才競爭激烈，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市場供給不足；產業創新基礎設施不完善，導致關鍵核心技術研發不足。市場機制方面，部分服務企業數字化升級和向新興產業轉型發展的動力不足，未生成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社會環境。

第二，中國服務品牌影響力較弱。我國整體服務業品牌建設起步較晚，相比制造業品牌，對服務業品牌關注明顯不足，品牌意識不強?！禩opBrand2022世界品牌500強》榜單中，上榜的中國品牌中金屬礦產、能源、科技行業品牌占比超三成。服務業品牌效益與服務業高質量發展需求不匹配，限制了服務業穩增長、促消費等功能的進一步釋放。本土和老字號服務品牌富集，但標識度和影響力不足，服務品牌主要集中在金融、汽車、物流等傳統優勢領域，雖然不乏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科技巨頭，但中國服務品牌與中國制造業品牌、世界服務品牌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

4. 政策制度有待進一步優化，就業保障和人才吸引力相對不足

數字經濟在深刻影響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對政府治理和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

第一，相比技術迭代和業態創新發展的速度，當前中國相關部門管理和制度的更新適應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比如數字貿易、跨境電商、數據要素交易等新興產業對傳統征稅方式造成了沖擊，而數字稅的相關探索和實踐還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

第二，服務業企業所需的政府服務存在優化空間，比如大型連鎖和零售業數字化轉型的營業執照變更與新辦仍有較長的等待期。

第三，新型就業方式的保障不完善。數字經濟創造了諸多新業態和新崗位，靈活就業和平臺就業人數大幅增加，而針對這部分人群的社會保障、法律救濟、技能認定等適配政策制度還存在一定的缺口。

第四，人才供給和人才吸引力相對不足。從人才培育看，市場對數字技術相關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需求持續增加，數字人才培養體系難以與市場需求匹配。從外部人才吸引看，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積分落戶制度、住房問題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部人才的進入；而非一線城市對外部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缺乏本地獵頭公司，高端技術人才供需匹配能力較弱。

四、數字化賦能服務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推動服務業數字化升級是培育壯大服務業發展新動能、實現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挖掘新增長點、提升高端服務業輻射能級和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關鍵支撐。為推動服務業數字化升級應基于“數字賦能、業態融合、規則創新、生態培育、品牌塑造”的發展方針，以數字化為核心抓手，大力培育服務業發展新動能，賦能服務業變革躍升和高質量發展。

1. 數字賦能：把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推動服務業變革和創新發展

第一，加快數字技術關鍵領域布局，推進數字技術在服務業的創新應用。以技術創新應用為牽引，通過科技擴展服務的邊界、范圍和主體，增強服務效率和服務體驗，形成新的價值增長點。推動5G、大數據、云計算、工業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研發，促進地區間信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優化技術轉化和應用環境，加速研究成果向應用端轉移，賦能服務業數字化轉型。重點突破數據倉庫、數據挖掘分析等關鍵技術，發展云操作系統、云數據庫等核心產品，擴大云計算在商貿流通、金融服務、教育醫療和交通航運等重點服務業領域的應用，提高智能化云計算應用水平。積極鼓勵發展新業態，尤其是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等在與服務業融合過程中產生的新業態。

第二，增強對創新型、復合型人才的吸引力，為服務業變革提供動力支持。在以數字化推動服務業變革的進程中，應注重人力資本結構與數字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匹配，穩步推動人力資本優質積累，防止墜入“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的陷阱。一方面，增強對創新型、復合型人才的吸引力。進一步出臺相關政策，解決中青年研發人才的落戶、居住、子女教育等問題。針對快速涌現的新業態模式和由此產生的新崗位，更新和優化社會保障、法律救濟、技能認定等適配政策，加快職稱門類等適應性調整。建立多元的人才推薦機制，突破現存制度在適用主體、實施范圍、引才渠道等方面存在的局限。另一方面，組織開展新技術、新技能培訓，加大對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根據服務業發展情況和實際需求，組織開展勞動技能培訓和就業崗位培訓，提高數字技術使用技能，培養數字經濟發展思維和數字素養，強化勞動者對服務業數字化發展的適應能力。加大對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領域和服務行業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完善相關復合學科體系，為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積累充足的人力資本。

第三，以數字化引領服務業變革和創新發展。數字化能夠促進服務業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支持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持續涌現，對整個服務業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比如，為促進金融業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必須加強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研發，促進智能移動支付、數字普惠金融、金融信息系統技術等發展，從而支持數字金融、智慧金融等新業態發展，優化金融服務業價值鏈的價值分布，實現服務業能級提升和高端化、品質化、高效化發展。又如，數字技術革新了貿易方式，數字貿易成為對外交易和交流的新渠道，數字貿易發展出跨境電商、線上展會和智慧物流等新貿易業態，促進全球產業鏈變革創新。為此，抓住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加快貿易全鏈條數字化賦能，以促進傳統服務貿易企業降本增效，支持智慧物流、遠程醫療等領域發展，提高服務可貿易性。

2. 業態融合：以數字化驅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

第一，釋放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引領驅動作用。以新興技術消除產業間的要素流動壁壘，促進服務業、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推動服務業向數字化、專業化和高端化升級。重視數據要素的流通與共享渠道暢通，重點突破大數據基礎平臺、分布式存儲、分析計算等關鍵技術，發展服務業等行業數據資源平臺，大力培育數據采集、標注、存儲、分析、應用等全生命周期數據產業體系，著力打造大數據供應鏈，以充分流通的數據要素支撐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建設垂直領域工業互聯網平臺，釋放政府和龍頭企業的引領價值，促進數據在平臺間和企業間的流通與聯結。

第二，建立跨行業的融合發展機制。完善“兩業融合”的配套政策，協調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生產運營模式與發展需求，優化數據要素在行業間的共享與流動，暢通工業互聯網平臺間的互聯互通渠道，優化數據應用場景，促進形成開放的產業生態，釋放平臺的協同效應。推動建立具有制造業和服務業共同適用性的行業規范和政策法規，探索新的劃分標準和行業標準，推進制造業園區向“制造+服務”升級，實現制造業和服務業協同耦合發展。優化對新興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準入門檻設置，建立針對數字化優化的生產經營許可制度，強化質量標準，加強大數據、算法等技術在質量監督中的應用。構建多元主體參與共建的治理體系，暢通制造業和服務業相關企業和行業組織參與治理的路徑。

第三，轉變服務供給思維和模式。針對有數字化轉型需求的制造業企業客戶，服務業企業提供的服務需要從提供單一技術和維護服務向綜合產品技術應用方案、數字化設備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務轉變。向全球消費者提供“制造+服務”的一體化方案，彌補制造業企業在研發設計、營銷物流、品牌管理等領域的短板，賦能企業降本增效，提升產品附加值，支持相關企業向附加值更高的全球價值鏈下游延伸，提升企業整合上下游資源的能力，推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和產業升級。

3. 規則創新：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建設開放優質的服務業新體系

第一，建設數字政府，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數字政府可以促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地結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帶來的效率損失，更好地配置要素資源。因此，需要以數字化賦能政府治理效能提升，高效建設數字基礎設施，有效配置要素資源。政府部門需要減少對資源配置的直接干預，修訂完善監管政策體系，優化服務業發展環境，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增強公共服務供給質量，提供優質在線政務服務，優化政府監管方式和政府治理體系，促進政府信息互聯互通和業務協同，簡化政務流程，充分利用數字技術賦能監管，實現“放管服”，為新業態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促進服務業高水平開放，建設開放優質的服務業新體系。服務業開放實際包含對內對外雙向開放和服務業內部自身對其他行業的開放兩層含義。其中，后者基于現代信息技術和先進的服務理念，誕生出全新的生產組織形態，即制造業服務化和服務型制造。數字經濟對擴大服務業高水平開放產生了重要影響。數字化的賦能作用可以推動生產、交易、消費的全球化。在促進服務業開放的同時，需要重視數字技術的使用，對跨境服務與數據流動進行監管，統籌安全與發展。在擴大服務業高水平開放和促進服務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國際規則的變化，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國家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示范區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和RCEP、CPTPP等多邊規則，大力推進服務貿易改革、開放和創新，積極探索市場準入、投資便利性、知識產權、跨境數字流動等規則，破除限制生產要素跨境流動的各種顯隱性障礙。

4. 生態培育：營造優質的科技創新產業生態和消費環境

第一，營造優質的科技創新產業生態，釋放數字經濟的知識溢出效應。數字經濟具有顯著的知識溢出效應，有助于知識的傳播和擴散。無論是本身的知識溢出效應，還是作為知識溢出的助推器，數字經濟通常集聚于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研發部門，然后外溢擴散至其他主體，從而提高服務業整體效率。知識外溢對高端服務業尤其是地理或線上集聚的服務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為最大化釋放數字經濟的知識溢出效應，促進知識傳播和共享，應該加強建設服務業企業網絡協同創新平臺，推動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在平臺上的產學研合作，幫助相關企業進行價值鏈、創新鏈整合，為服務業企業發展和創新提供知識和技術支持。進一步打通數據流通和共享的渠道，加速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優化數據要素管理。破除影響數據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加速建設高質量的要素市場體系，優化資本、勞動力和數據等要素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動服務業結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第二，以數字經濟賦能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消費提質升級的重要表現之一是逐漸由實物消費為主向服務消費為主過渡，發展性和享樂性的服務消費規模和占比顯著提升。消費需求提質升級推動了健康養老、教育培訓、文化旅游等服務消費需求快速增加和變化。一方面，以數字化促進傳統資源提質升級。我國發達省份擁有豐富的先進技術應用場景，要完善人工智能、5G等數字基建與數字技術，為消費模式創新升級提供堅實的技術支撐。強化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應用，助力傳統消費資源向價值鏈高端升級。另一方面，加快新型消費資源集聚，借助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等建設智慧消費商圈，推動數字經濟賦能消費，從需求側驅動服務業發展。以創新為核心驅動力，支撐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新經濟發展，為新型資源集聚提供平臺和環境。

5. 品牌塑造：以數字化賦能品牌培育，打造中國服務品牌

第一，抓住數字化發展機遇，打造中國服務品牌。品牌具有高價值、稀缺性、不可替代等特點，品牌塑造有助于識別和區分產品或服務，是企業的主要戰略資產、經營利潤的源泉和塑造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基礎。服務產品的無形性加強了其對品牌的依賴，品牌可以向消費者傳遞某種承諾，減少其風險感知，促進服務消費。品牌在提升經濟發展效益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引領作用不斷凸顯。聚焦老字號本土品牌和在線新經濟等優勢領域，加強對品牌培育、品牌營銷的支持力度，打造一系列具有本土和國際影響力的品牌。支持老字號本土品牌的數字化升級，激發品牌活力，借助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提升品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關注消費者品牌形象感知，加強對相關大數據的分析，增強品牌的有形化、感知力和差異化。

第二，推動服務業數字化標準體系建設。服務質量是企業的生命線，是品牌競爭力的源泉和根基。標準化建設是服務質量和品牌培育的重要支撐。我國需要加快服務業數字化標準建設，引導企業樹立以服務標準化、品牌化為基礎的優質服務導向，保障服務質量和服務體驗。高質量推進服務業發展還必須對標國際先進標準，鼓勵開展服務質量認證與達標評價，推動當地政府與企業、行業協會、科研院所共建服務業數字化的行業標準和品牌標準，以指導行業數字化轉型和品牌培育。以標準化促進服務質量目標化、服務方法規范化和服務過程程序化，保障優質服務體驗獲取和服務品牌增值。針對數字經濟發展中涌現的新業態模式，應根據其性質和特征，完善服務標準體系，建立一批國內領先、國際先進的中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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