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們看到一些現象，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網絡媒體認為，中國最近五年、十年引進的外資是不是比過去十幾年前引進的外資要少？現在很多沿海地區，上萬人做鞋子、做服裝的工廠關門了，廠區周圍門可羅雀，是不是外資走了，這些服裝廠、輕工機械的各種廠都面臨減產和關門？

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是我國加入WTO后外向型經濟發展最快的十年，那十年間，我們國家平均每年引進外資1200億美元左右。從2012年到2022年最近這十年，平均每年引進外資大約1400億美元。2017年到2022年最近的五年，我們每年引進外資實際到賬1570億美元左右，比前十年的要高。2020年到2022年這三年平均每年引進外資大約是1700億美元。去年，疫情嚴重，經濟上行發展的預期較差，但去年我們國家實際到賬外資1800億美元左右，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一年。

也就是說，盡管與美國發生貿易摩擦，但實際上我國這十年的外資比過去十年要高，這五年比過去五年要高，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大家就要想這是什么道理？

第二個現象是，我們國家的輕工、紡織看起來好像大量轉移到東南亞、印度去了，這是不是一個很負面的事？恰恰相反，這是一件好事。

1980年，我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是以勞動密集型的比較優勢加上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21世紀初，中國出口產品的70%左右靠勞動密集型，也就是紡織、輕工等，因為它們有競爭優勢。但是最近十多年，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每年出口的產品90%是機電產品、電子產品、裝備密集型的產品等附加值較高的產品。輕工紡織在中國的出口總量中只占7%，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出口由原來的70%變成了7%，原來占30%的產品現在變成了90%。我國現在的進出口總量是6萬億美元左右，去年出口是3萬多億美元，比2010年的2萬億美元要多得多，在出口總量這么上升的時候，機電產品大幅度上升，當然是好事。輕工紡織只占了10%，這是我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優勝劣汰的一個戰略性成功案例。

第三個現象，中央提出了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從改革開放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國進入了一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以外循環為主的階段。2022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大約是6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0萬億元，GDP在120萬億元左右。最近這6年，我國進出口和GDP比重外向度基本保持不變，中國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在這十年里取得了重要成效。

從以上層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大市場和內循環、雙循環現在出現的幾個獨特現象，我們說的輕工、紡織好像很困難，但這是主動調節。現在大量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到了東南亞，60%是中國企業去投資產生的結果，以至于中國和東南亞之間RCEP形成自由貿易一體化，中國和東南亞之間的貿易翻了兩番左右。這個戰略和我們現在的開放發展有關。看起來是問題，實際上是成果。這個成果背后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中國政府在建設大市場。

中國大市場帶來的機遇

再說中國的大市場，第一個基礎是我們有14億人，市場需求大。但人多不一定市場就大，如果人均GDP很低，那么很低的GDP人均×人數，可能總的市場也很小。1980年，中國人均GDP在200美元左右，遇上當時中國10億人，加起來大約是2千億美元，這個市場規模相當于歐洲的小國家荷蘭，1980年荷蘭的GDP大約是2千億美元，所以我們只是等于荷蘭，等于全球的1%，沒有人說中國是世界級的大市場。但是近十年來，中國GDP位居世界第二，進出口貿易世界第一，工業制造產值世界第一，人均GDP不斷接近甚至超過全球的人均值，當你的人均值超過全球的人均值，你又有世界最多的人，你當然是世界最大的市場，而且這個市場只會越長越大，因為我們發展得相對快一點。這個大市場會帶來以下好處：

第一，大市場能吸引全世界的企業。因為市場足夠大，每年進口都要幾萬億美元，再加上有幾千億美元的服務進口，貨物進口現在3萬億美元左右，服務進口5千億美元左右，十年大約就是35萬億美元，所以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需要世界。

第二，大市場是能夠降低制造成本的。過去中國制造是勞動密集型的低成本，而大市場會從六個方面降低制造成本，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成本、科技研發成本、采購成本、物流成本、市場開拓成本、人工成本。中國這6個制造成本的下降，使得最近十幾年，只要是中國發明創造的產品一旦推銷到世界，成本就會比世界同類產品低30%到50%。比如，2000年，盾構機在全球市場上1億多美元一臺，當時全球盾構機60%賣給中國，因為中國在大量建地鐵，到了2012年，中國自己就能造出盾構機來，而且能夠賣到世界上去，2012年以后，盾構機就從1億多美元降到了7百萬美元前后。

“銷地產”和“產地銷”

在中國大市場的帶動下，跨國公司合理的產業鏈布局邏輯突出體現在銷地產、產地銷兩個方面。

第一個叫銷地產，因為中國有大市場，跨國公司到中國搞了產業鏈集群基地，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部在中國銷售。中國大市場能吸引它，能容納它的市場，這就產生了銷地產。

第二個叫產地銷，因為中國制造成本特別低，所以跨國公司在中國把它生產出來，哪怕這個產品完全不銷在中國，但是因為這個地方的制造成本低，它有足夠的效益使得它在中國搞生產基地，比在美國、歐洲當地搞銷地產要好得多。

中國的大市場以及大市場帶來的制造成本的下降，使得我們既可以滿足銷地產，也可以滿足產地銷，從而產生了招商引資的投資效應，使得過去十年中國引進外資步步高。

去年，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各帶上百個企業家相繼訪問中國，簽了一些投資項目。僅去年一年，歐共體對中國大陸投資到位的資金數就比上一年增加了200億美元，把我們過去五年的賬從1600多億美元拉升到了1800多億美元。中國大市場以及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使得中國過去十年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步步高，這個趨勢今后20年、30年也不會變，因為它是個經濟規則，不受社會國際政治影響。

中國的制造成本低，已經不再是勞動密集型的成本低，而是六個方面的低，大市場帶來的成本下降，使得中國制造品——機電產品、電子產品出口比重從二三十年前的30%上升到了現在的90%，大市場內循環又對產業結構進行了重要調整。如今，大市場內循環又使我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降到了1/3以下，今后十年估計還會進一步降到25%左右，成功避免了對外貿易摩擦的硬沖撞。

發力“四化”，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首先是綠色化。中央在3年前提出“3060”雙碳目標，其中一個要義就是用清潔能源替代石化能源，使得我們的碳排放趨于0。目前中國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在100億噸左右，如果采用光伏、氫能、風力、水能等清潔能源替代火力和煤炭發電以及石油化工類能源，中國的碳排放將得到大力緩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注意的是，不要只把能源綠色化當作化工行業的任務，實際上它和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我國國民經濟的各個系統都有自己的能源清潔任務。以制造業為例，就有四個任務：

第一個是源頭減量，中國制造業要在今后30年實現源頭上的減量。制造業消耗的原材料大多來自地下礦物，全球每年從地下挖出來的礦物約250億噸，包括天然氣、石油、煤炭、鐵礦石、鋁礬土、銅礦等。中國制造業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原材料占比，大于其工業產值在全球的比重。制造業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一關系一定要倒過來。

第二個是節能減排，目前中國的單位能耗是全世界單位能耗的1.5倍，我國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到2035年中國單位能耗達到全世界的平均值。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單位能耗是他們的2倍，因此我們還有一個目標，到2050年中國單位能耗要達到歐美現在的平均水平。這就是我國各行各業都要履行的節能減排任務。

第三個是工業品的廢品循環利用。上游裝備企業生產各種各樣的工業裝備給下游工廠企業使用，使用一定時間后就會報廢，簡單埋了或扔了非常浪費，那么可以對零部件進行拆解，重新利用。在發達國家，廢棄裝備物的回收利用率已經達到50%，而我國現在是10%左右。如果能提升到40%至50%，相當于大量減少對地下礦物的使用。

第四個是工藝流程的再造，以煉鋼為例，目前發達國家90%都是使用電爐煉鋼，廢鋼煉鋼，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鐵礦石資源。而我國通過幾十年的鋼鐵發展，社會中的廢鋼存量不斷增加，如果能將煉鋼中的廢鋼的原材料占比提高，就可以大大減少煉鋼過程中的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工業從源頭減量、節能減排、循環利用、工藝流程上都有必要進行改造，所以，綠色低碳化是全國各行各業乃至每個公民都要努力推進的事情。

第二是數字化、智能化。

制造業數字化，就是要推進產業互聯網、工業互聯網。推進產業互聯網將大大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我國曾提出數字經濟三大工程：

一是數字工程 ，即數字經濟產業化，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移動互聯網，每一種技術都可以直接為社會服務，每一種技術都會形成自己的產業體系。

二是數字技術創新工程，包括機器視覺、觸覺等智能傳感器，高性能芯片、移動通訊、操作系統、工業軟件、算力等硬核技術創新。

三是融合工程，將數字技術融合到工業、農業、商業及整個城市社會發展中去，賦能于工商業發展。數字技術一旦賦能，即便不增加投入也將增加產出，目前中國這個環節還比較薄弱，一旦成功融合實現萬物互聯，將構建出更大的消費市場。

產業互聯網的構建需要五個步驟：

首先要實現萬物發聲，即每一個需要檢測和產生信息的點，都實現數字化“發聲”，產生數字信息；

其次是萬物萬聯，5G主要在該環節發揮作用；

隨后就需要人工智能、人機互動；

從而形成一個智慧網聯體系，從點對點的人機互動，上升為整個網絡的智慧化，成為一個智慧網聯的系統；

最后，產業互聯網的最高等級是利用AR、VR等虛擬現實技術，形成一個鏡像孿生的虛擬空間，在實驗室或調度室就能掌握整個空間的各種信息，可以操作調控或解決各種問題。

還有一點要注意，當前大家熟知的阿里、美團、拼多多這些公司都是消費互聯網企業，但在美國股市上80%、90%的平臺公司都是產業互聯網公司，因此要清醒認識到，我國在產業互聯網上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數字化的要義就是要把產業互聯網推上去。我國現在正卡在第一個萬物發聲的環節，各行各業都沒有形成完整的自動化系統，信息數據的采集不能及時傳遞，這就需要更多的有社會責任的企業來承擔。目前華為正在積極去做這樣一個工程，試圖為各個產業開發出實際的產業互聯網，從信息的檢測再到5G聯通，來實現萬物萬聯，我認為應該有更多大型企業一起參與，共同推動我國產業互聯網的進程。

第三是服務化，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全球價值鏈深度重組，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滲透融合不斷增強，從全球范圍看，制造業服務化趨勢日益顯著。

目前發達國家產品的最終價格中，制造環節增值占比不到40%，服務環節增值約占60%。制造與服務日益融合，服務對產業發展，尤其是對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的支撐促進作用更趨凸顯，服務已成為制造企業維護競爭優勢的核心環節。

當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偏低。在發達國家，為制造業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達到了40%-50%，是它GDP比重最大的一塊。而中國目前生產性服務業只占GDP的15%到20%，跟歐美國家差距巨大。我國經濟發展以實體經濟為主體，這就要求在服務業中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能夠高一些。

想要有高質量發展的制造業，就必須有充分發達的生產性服務業。我國和歐美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在制造業本身，而是在生產性服務業上。生產性服務業涵蓋制造業產業鏈的研發創新、物流配送、檢驗檢測、金融服務、售后服務、環保服務、數字技術賦能、服務外包、電子商務、品牌服務等十大方面，這些領域都與制造業發展強相關，直接服務于制造業。

這也就是鄭州的富士康工廠利潤的3/4都被國外拿走的原因，因為整個生產鏈的生態、科研技術、金融清算、物流各個方面都被他們所掌握。如果我們能在這些環節實現生產性服務業的提升，那么將為我國制造業創造更多的價值。

如果一個城市制造業規模很大，但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很低，這座城市的制造業一定是二三流的低附加值制造業。如果它的產品在全球賣得附加值很高，那么這座城市產品中所鑲嵌的服務業一定不是這座城市做出來的，而是其他地區的企業將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專利技術等輸入到了這個城市。

第四是產業鏈的集群化。

中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工業體系，推動產業鏈集群發展，首先就是要針對產業鏈中的弱點擴鏈、補鏈、強鏈，不斷提升產業鏈集成效應，讓企業的根扎得更深。

其次，要加強“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是國內通用名詞， 國際上叫卡鏈企業、隱形冠軍、獨角獸。這類企業在產業鏈中起到頂梁柱的作用，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的鏈主企業，都會更愿意將產業鏈集群布置在此。大力推動這類企業的發展，將極大地減少國外技術和企業對我國的制約。

最后要發展自己的龍頭企業、鏈主企業。首先要發展創造整機產品的核心技術企業，企業自己做龍頭部分，龍身、龍尾外包給其他企業做。龍頭企業做大之后，可以成為只做生產性服務業的鏈主企業，把制造委托給代工企業。代工企業，也不是過去那種“兩頭在外、來料加工”的勞動密集型代工企業，而是真正的高科技制造業，既是制造業技術、生產線的發明者和組織者，也是產業鏈標準和供應鏈組織的領導者。因此，中國要有自己的鏈主企業、龍頭企業，也要培育出一批能夠幫鏈主企業和龍頭企業代工的代工企業。

因此，把綠色化、數字化、服務化、集群化這“四化”做到位，將是推動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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