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科學發現→技術創新→生產組織→生活方式→社會架構”的路徑，一國（地區）將完成“技術—經濟”的范式變遷路徑，逐步實現對科學體系、經濟結構和社會生態的重構。

在這一過程中，通用技術（GPT）的識別和確立對于盡早釋放新工業革命的“創造效應”、推動世界經濟邁向增長的“新長波”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本文選自《產業互聯網的中國路徑》一書。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蓬勃興起?？萍紕撔录涌烊后w性突破，技術變革和商業模式創新深度交互，催生一批“未來產業”的同時，引領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

面對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大國之間開展激烈競爭和全方位博弈，以占據前沿科技和新興產業國際競爭的制高點。

進入新時代，壓縮式的加速工業化導致中國經濟結構性矛盾凸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質量、低效益、低產出”的發展方式無以為繼。

由于新工業革命的通用技術發展尚存在不確定性，現階段打通物理世界、締造產業新生態仍有諸多障礙，但遵循“技術-經濟范式”變遷的規律，新工業革命將賦能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憑借海量數據構筑的新比較優勢、實體部門和公共服務領域不斷豐富的應用場景、新一代智慧基礎設施的領先布局，以及國家戰略支撐下的企業自主探索和實踐，中國正由全球創新的追隨者向同行者甚至領跑者的角色加速轉變。

新工業革命的通用技術：

從單一性到簇群化？

回顧科技進步和產業變革的歷史可以發現，歷次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都帶來了改變人類生產生活的技術、產品和服務，而科技革命標志性的科學成就以及工業革命的主導技術往往具有顛覆性特征，無一不對解放生產力、推動人類文明演進產生了深遠影響。

無論從歷史經驗來看還是由現實需求出發，每當經濟增長遭遇結構性障礙，能夠攜新動能入位、引領產業轉型的唯有科技創新。過去20余年來科技領域和產業層面的變化再次印證了這一判斷。

由于ICT技術進入較為成熟的發展階段，全球科技發展相對平緩，實體經濟一度因此漸失活力。與實體經濟發展動能不足形成反差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其金融部門理念、技術和機制創新十分活躍，帶動了虛擬經濟的繁榮發展。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世界各國反思經濟增長方式和結構轉型的方向，在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去工業化”之后，發達國家認識到過度“虛擬化”對經濟長期增長活力的危害，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以重振實體經濟，鞏固提升先進制造的競爭力，夯實智能時代大國競爭的產業基礎。

近年來，發達國家對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新一輪密集投入的效果逐步顯現。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虛擬現實、可穿戴設備、3D打印、無人駕駛汽車、石墨烯、基因測序、量子計算、高端機器人、區塊鏈、5G等一批前沿科技相繼開啟產業化進程，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下新一輪“技術—經濟范式”變遷也隨之逐漸明朗。

所謂“技術—經濟范式”（Techno-economicParadigm）特指科技革命及其動態的系統性影響，即由于科學體系的基本模式和結構發生革命性變化，科技革命必然伴隨理念、知識、制度，甚至社會價值觀和國際話語權的深刻變革。

循著“科學發現→技術創新→生產組織→生活方式→社會架構”的路徑，一國（地區）將完成“技術—經濟”的范式變遷路徑，逐步實現對科學體系、經濟結構和社會生態的重構。在這一過程中，通用技術（GPT）的識別和確立對于盡早釋放新工業革命的“創造效應”、推動世界經濟邁向增長的“新長波”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然而，盡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正揚帆起航，卻呈現出更為復雜、多元的圖景。從階段性進展來看，今天我們面對的科技創新與新產業發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的、疊加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之間固有的時滯被打破，這也是此輪科技革命下范式變遷的重要表現。

同時，有別于以往工業革命通用技術的單一性特征，新工業革命的主導技術和產業不再是“一元”的，而很有可能演變為由多個交叉技術組成的技術簇群，或者更像云團般地越界和“糾纏”。

目前，有望列入新工業革命通用技術簇群的技術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通用技術簇群的內涵和外延仍將處在變動中，不排除未來會出現收斂的狀況。隨著知識深度分解和不斷融合，通用技術對經濟長期增長的支持力將逐步增強，建立在新技術之上的產業群以及由新技術實施改造的傳統產業，邊界趨于模糊，產業之間的技術和市場重疊性凸顯。

在新興領域，制造和服務正在加快融為一體，二者的關聯程度提高。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關鍵技術迎來突破，將會帶動整個產業群的發展。

一方面，掌握某一共性技術或專利的企業可以服務于多個相關行業或整個產業群，在這方面大數據、云計算的應用特點已經相當鮮明；另一方面，越界和融合對原有以單一知識或技術作為產業劃分依據的規則帶來挑戰。

毋庸置疑，歷史性、革命性的重大技術變革歷來擁有大浪淘沙的力量。對于國家、企業甚至個人而言，關于創新的抉擇，早已沒有可以猶疑的時間和徘徊的空間，但在微觀層面，范式變遷的影響似乎更直接，風險雖與機遇同在，分化卻是特定時期內難以規避的結果。

每當出現技術或組織突變，以其長期積累的綜合能力，相信行業巨頭都不會毫無預判和準備，在知識傳播更加通暢、信息更加充分的新工業革命時代尤其如此。絕大多數企業高度關注行業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的發展動向以及競爭對手的策略與行動，不同程度地投入新技術研發，儲備下一代技術和產品。即便如此，企業在產業變革中的結局卻往往云泥殊路。

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面對稍縱即逝的機遇窗口，沉沒成本、路徑依賴、決策機制、企業文化包括企業家的個人能力和偏好，均可成為左右企業顛覆性創新成敗的變量，而終極解釋甚至會指向“賭賽道”的宿命論。

實際上，不少企業轉型的關鍵決策確乎帶有“賭”的成分，特別是在機會成本不明確的情況下，即便掌握顛覆性技術，企業在新工業革命中的“命運”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儲備技術投放以及商業模式改造的時點和方式選擇，正反兩方面的經典案例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企業重大決策中主觀因素或者個人角色的作用。

缺少內生性的創新生態系統、對未來科技發展走向失于判斷的企業注定會被淘汰出局。然而，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問題也是企業共同面臨的風險卻在于：微觀主體通常僅會盯住技術及商業層面的變化，卻很難具備全面把握范式變遷進展及其影響的能力。

正如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指出：

……在迥異于教科書所說的那種資本主義的現實中，有價值的不是上述競爭，而是新商品、新技術、新供給來源、新的組織類型（例如最大規模的控制單位）的競爭，也就是在成本或質量上有絕對優勢的競爭。這種競爭打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邊際和產量，而是它們的基礎和生命。

顛覆性創新帶來了 “無中生有”、后來居上的市場機遇，但同樣放大了決策失敗的破壞力。即使在第一時間順利完成轉型的企業，也很難高枕無憂。在新工業革命通用技術出現簇群化跡象的情況下，企業戰略布局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必須強調的是，簇群化并不必然導致企業開發應用通用技術面臨顧此失彼的壓力，實際上，人工智能、產業互聯網等目前有可能進入新工業革命通用技術簇群的技術在底層架構和應用方向上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和交互性。

范式變遷下的產業互聯網[1]：

能否擺脫索洛悖論

自“索洛悖論”[2]提出以來，有關新一代通用技術對生產率這一決定經濟長期增長關鍵指標的影響，便出現了種種悲觀的論調。

盡管30多年來，經濟學家包括索洛本人對所謂“生產率悖論”給出了多種看似有說服力的解釋，其中包括計算機產業規模、統計和測度的問題、學習和成本調整的過程、通用技術增長效應的形成機理及周期等相對正面的結論，但反映在眾多行業生產率數據變化上，ICT技術的投入產出效果的確難以企及蒸汽時代和電力時代的通用技術。

《沉思錄》中的一句名言或許能夠揭示索洛悖論的本質：

所有你聽見的，都只是觀點，而不是事實；

所有你看見的，都只是視角，而不是真相。

這也是對索洛悖論有如此之多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解讀的根本原因。

雖然只是觀點或者視角，但還是需要指出，信息技術的大規模投資之所以與緩慢增長的生產率不匹配，或者低于投資預期，更直接的理由是相比機械和電力技術，ICT作為通用技術一直太“貴”了。

一方面，在摩爾定律的作用下，ICT硬件行業始終沒有實現以價格導向的充分競爭，結果導致即使最普通的終端設備—PC機，在經過多輪價格調整后，消費門檻仍長期存在；另一方面，這種高使用成本不僅僅體現在硬件投入上，還在于信息技術應用很“難”。

相比前兩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帶來的范式變遷改造的對象——知識、產業和社會體系，其龐大和復雜程度遠超前兩次工業革命，使得范式變遷的成本和難度都在增大。

路徑鎖定不單會使企業和國家的產業升級受限，而且人的轉型之“貴”、之“難”也是關鍵。

艾米·戈德斯坦在《簡斯維爾》一書中所展示的“非虛構的美國故事”觸目驚心：

曾經在穩定的汽車裝配廠工作，月薪3萬出頭，日子過得相當滋潤，以至于三四十歲還不會使用電腦，甚至怎么開機都不知道！令人沮喪的是，那些長期支撐美國制造業繁榮和社會穩定發展的熟練工人群體，在遭遇結構性失業之后，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因能力和意愿不足而錯失轉型機遇，最終徹底被信息時代邊緣化。

信息技術和計算機作為上一輪工業革命的通用技術和主導產業，在生產率提升方面不夠給力或者說數據表現差強人意的狀況，無疑加劇了人們對新工業革命通用技術會復制索洛悖論的擔憂。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近期，GE、西門子、施耐德這些率先布局工業4.0、工業互聯網，引領全球智能制造和數字轉型的行業翹楚先后陷入業務拓展困境，遭到資本市場的嚴重質疑。

2018年，GE出售GE digital業務，其中包括GE digital的核心資產—Predix。此舉一時間在全球工業互聯網領域激起千層浪。GE最早提出“工業互聯網”概念，并將其付諸實踐。2013年，GE推出的工業互聯網平臺Predix，一直被視為工業互聯網平臺甚至是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標桿。

然而，折斷這根高桿的還是營收。

2017年，GE digital創造了40億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長12%，但這樣的盈利水平與GE對數字化業務近百億美元的持續投入相比，顯然遠低于企業預期。同時，GE digital業務營收雖然保持增長，卻未能形成市場爆點。在被出售之前，GEdigital始終未能擺脫虧損狀態。

全球另一個數字和智能巨頭——西門子的情況同樣不樂觀。2019財年第3季度業績報告顯示，西門子數字化工業（DI，Digital Industries）的訂單和收入雙雙下跌，智能基礎設施（SI，Smart Infrastructure）和移動業務（MO，Mobility）也表現平平，更令投資人失望的是，當季西門子利潤大跌12%。

將在實體經濟中積累的超級能力包括全球領先的自動化業務、自主開發的智能制造解決方案與工業軟件進行組合，做到互聯和貫通，這曾是GE、西門子、施耐德等領軍企業的共同的愿景。

長期來看，硬件與軟件的結合和互通仍是新工業革命通用技術的發展方向，但現階段全球工業環境和產業生態還很難支持這一目標?；谶^去兩年其股價在資本市場上的走勢，GE和西門子實際上進入了相近的投資周期。

就目前開發應用的進展及市場預期而言，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破解產業互聯網、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貴與難”將是整個產業界面臨的難題，從理念轉變、應用場景到需求實現，均有重重障礙。其中，平臺構建包括屬性、邊界、安全、分配機制等核心環節的設置將成為產業互聯網“反轉”索洛悖論的關鍵步驟。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創新雖然刺激了新產業群外延的擴展，但也使產業群內部一些產業的生命周期縮短。

這一輪科技革命下，新技術的代際更迭明顯提速，在一些新技術還未能取得穩定的產業化效果的情況下，下一代技術已經開始加緊研發。這種趨勢在通信技術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

比如，目前不少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尚未普及4G技術，而科技大國之間卻圍繞5G的研發、應用、技術標準及基礎設施配套展開了激烈競爭。現階段5G市場化前景雖然仍不夠明朗、商業化推廣遠未到位，但科技領先國家已著手布局6G技術。

技術迭代加快一方面反映出新科技革命下技術創新日益活躍的態勢，另一方面增加了科技投入的不確定性。特別是5G技術作為產業互聯網的重要智能基礎設施和支撐性技術，其研發和迭代的節奏和效率將直接影響產業互聯網的應用成本和市場前景。

歸根結底，在新工業革命初期，范式變遷及其影響尚未充分顯現，而范式變遷的深化過程既是不斷消除信息不對稱的過程，同時也有可能帶來新的風險。

統計和測度是改善通用技術生產率數據表現的另一個努力方向。統計方法和體系的變革畢竟“牽一發動全身”，但現行產業劃分標準及其統計方法顯然越來越難以精準反映世界經濟結構變化，特別是制造業服務化的效果。

從與貿易有關的指標來看，麥肯錫2019年1月發布的研究報告《轉型中的全球化:貿易和價值鏈的未來》指出，目前國際貿易中有大約1/3的價值是由服務創造的，研發、工程、銷售和營銷、金融和人力資源已成為全球價值鏈重要的推動環節。

過去10年間全球服務貿易增速比商品貿易快60%，電信和IT服務、商業服務和知識產權使用費等行業的貿易增速甚至是商品貿易增速的2-3倍，但傳統貿易統計數據卻不能完全反映服務貿易的規模，這不僅拉低了信息技術對生產率變化的貢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范式變遷不徹底的結果。

為全面核算貿易規模、結構及其平衡狀況，貿易領域統計規則的調整已然先行一步，WTO、OECD、聯合國貿發會議等機構在基于增加值的貿易統計等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

由此可見，有必要將統計體系重塑納入新工業革命下的范式變遷之中，從而更加科學、準確地測度產業互聯網等通用技術對生產率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新工業革命初期，核心創新的定型與關鍵要素的迭代似乎并不必然伴隨著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率的劇烈變化，而會在價值實現上取得趨于多元化的進展，表現為更具活力的市場主體、更為包容的全球價值鏈、更有彈性的商業模式、更趨開放的產業生態系統，以及更加“共享”的生活方式，逐步塑造具有自配置、自決策、自監管特點的網絡化價值創造模式。

這些價值實現的變大其實都可以歸為“技術-經濟范式”變遷的重要內容。

直白地講，現階段新工業革命的“創造效應”遠未實現，其輻射帶動作用有明顯的局限性和替代性，而新經濟創造的新財富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對傳統產業和傳統就業崗位的擠出和替代。長遠來看，通用技術更迭始終是經濟長期增長的發動機。

盡管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但新一代數據技術、人工智能、產業互聯網仍被寄予厚望。通過不斷凝聚高質量的要素、進一步豐富應用場景，新工業革命下通用技術與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將會刻畫出先抑后揚的“√”型的曲線。

產業互聯網助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政策如何發力

深入觀察不難發現，現階段中國新經濟發展的總體形勢與改革開放初期制造業崛起的狀態頗有相近之處。

30年前的勞動力、土地、能源、資源低成本供給以及放松環境規制共同構筑中國制造的比較優勢，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駛入快車道；互聯網經濟的蓬勃發展同樣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數據資源的成本優勢以及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隨著消費互聯網“上半場”的哨聲臨近，被視為互聯網經濟“下半場”的產業互聯網開始登上新經濟發展的賽場。

然而，有別于消費互聯網[3]，即使守著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在加速工業化進程中所積淀的數據“金礦”，面對to B的用戶端，產業互聯網發展仍面臨一系列制約因素。

其中，自主開發的工業軟件長期缺位成為最突出的短板，而成本和安全更是產業互聯網模式開發和價值創造難以逾越的兩座大山。同時，產業互聯網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業務流程再造、人員培訓的投入之外，實現“智能化”的人本身就會很“貴”。

曾經推動中國消費互聯網快速發展并培育出全球互聯網巨頭的寬松市場環境和成功商業模式，對產業互聯網發展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少復制價值，不僅受產業互聯網推動主體戰略能力的影響，更取決于中國實體部門的應用生態。

而在監管層面，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巨頭市場勢力急劇擴張，數據壁壘有所增強，因數據收益分配引發的矛盾和沖突逐漸增多。如不適時加以規范，數字經濟發展難免重蹈中國制造粗放式擴張的覆轍。

實際上，由于市場和政府尚未共同為新經濟樹規立矩，監管缺位和制度建設滯后使得一些新業態及其盈利模式游離于市場規范、商業法律和稅收體系的邊界之外。雖然這在特定時期有助于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落地生根，實現迅速繁榮，但也難免會加重新財富積累的原罪，跨境電商、共享經濟、移動支付等領域都會不同程度出現這種問題。

不可否認，產業互聯網發展離不開有序的市場環境和有效的政策支撐。關于產業政策，學術界對其效果的爭議從未停止，盡管美國聯手歐盟日本在不同場合罔顧事實地批評中國產業政策的合規性，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卻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范圍內產業政策進入了密集投放的時期，出現了所謂“新產業政策”（NewIndustrial Policy）（UNCTAD，2018）實踐的熱潮。

不論發達國家推動“再工業化”、應對工業4.0還是發展中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世界各國普遍、廣泛地運用產業政策工具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其中，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強國的政府重新認識產業政策的作用和角色，紛紛通過實施功能性產業政策，在微觀層面刺激企業的創新活動，發現并識別新興產業的技術路線，而在產業層面，發達國家將產業政策的作用領域聚焦在創新活動以及產業鏈的創新環節。

發達國家制定的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產業規劃以及2019年最新發布的《面向二十一世紀歐洲工業政策之法德宣言》、《德國工業戰略2030》等綜合性戰略，都傳遞出清晰的政策信號：

工業大國將進一步強化前沿技術和新興產業等領域的政府作用，加大創新投入、融資支持等正向手段與針對競爭對手的投資審查、高技術出口管制等監管措施并用，確保贏得新工業革命的科技和產業競爭，推動“技術-經濟”范式實現正向演進。

應該看到，新產業政策活躍的實踐從未排斥競爭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實際上，發達國家產業政策一貫突出功能性導向，重點扶持競爭前技術研發及其成果產業化。反觀我國出臺的工業互聯網發展規劃及相關政策措施，包括地方政府制定的專項規劃，仍普遍設置平臺構建數量、企業培育數目等量化指標，產業政策的選擇性色彩相當濃厚。

面對新工業革命的大國競爭以及產業發展環境的變化，必須強調，推動產業互聯網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要始終相信市場的力量，堅持企業在創新資源配置和行業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即使對于資本爆炒概念、資本將科創成果的泡沫吹大等現象，也要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

其實，當今世界科技、資本與產業之間的互動更加頻繁深入，從泡沫生成再到破滅的洗牌甚至已成為市場經濟下新產業興起和演進必須要經歷的陣痛，這種盲目擠出造成的浪費往往不會比政府直接干預創新導致的問題更嚴重。

關于產業互聯網應由工業企業還是互聯網企業策動或助推，則更要交由市場做出判斷。政策設計的出發點應著力營造促成制造企業和互聯網企業深化合作、良性互動的有利氛圍。一方面，制造企業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技術特征；另一方面，互聯網公司擁有強大的數據運算和處理能力，雙方開展創造性合作，發揮彼此優勢，補足各自短板，共同創立產業互聯網的中國模式和標準體系。

同時，借力新工業革命下的范式變遷，強化政策的彈性和柔性，逐步形成企業主導、社會資本參與、政府監管的產業互聯網發展機制。深度挖掘中國制造積累的數據優化，集中突破工業軟件的短板，加大通用技術和新型智能化基礎設施的投入，促使5G、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術為產業互聯網賦能的同時，建立聯通物理世界的基礎技術架構，打造面向新工業革命的開放型通用技術簇群。

目前，產業互聯網發展剛剛起步，各種商業模式尚在發育過程中，產業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還將不斷出現和暴露。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宜急于干預，而是要加緊深入研究，摸清規律，形成頂層設計和政策儲備。

在進一步營造寬松有利政策氛圍、保持行業活力的同時，探索實現產業互聯網繁榮發展與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兼容的政策時機和利益平衡點，通過深化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提供新的制度供給，構建適用于產業互聯網、平臺經濟、數字經濟等新經濟范式的市場規則、產業政策、商業法規和政府監管體系，有效維護實體部門和公共領域的數據安全，防范數據壟斷，加快推動產業互聯網走上規范有序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