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兩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一是中美貿易戰，后延伸到世界貿易戰。二是新冠肺炎病毒抗擊戰，后在全世界蔓延，直接沖擊著中國供應鏈與全球供應鏈，有人稱之為全球供應鏈危機，有可能引發全球經濟大衰退。這兩場“戰爭”還沒有結束，美國前副國務卿坎貝爾驚呼，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繼“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導致美國在冷戰結束后的“第三次危機”。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這次疫情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危機，病毒對經濟沖擊的加劇，給世界各地帶來了不穩定，甚至可能出現動亂和沖突。美國政壇元老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刊文，認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疫情正在破壞全球制造業的基本原則，全球供應鏈正在經受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壓力，發生裂變與重組，選擇性自給自足的實用主義模式會加速發展。2月，全球恐慌指數陡增，全球制造業PMI劇烈回落至35.7%，降至歷史最低水平。恐慌情緒在金融市場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美歐股市劇烈震蕩，光2月下旬，超過3萬億美元蒸發。一些國際機構評估，2020年全球GDP增長將跌至2%左右。若到夏季，疫情仍在各國蔓延，經濟下挫可能更低，出現負增長。這將是過去40年除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的2009年之外，全球經濟增長最低的年份。面對這樣嚴峻的形勢，人類向何處去？習近平在2020年3月26日召開的二十國領導人會議上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主張同舟共濟，團結抗疫，共度難關。2020年3月23日、25日、27日，他分別與英國首相約翰遜、德國總理黙克爾、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通話中，都提出要“確保全球供應鏈開放、穩定、安全”，3月2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明確提出，“要加強國際經貿合作，加快國際物流供應鏈體系建設，保障國際貨運暢通”。中國把確保全球供應鏈安全提升到了國際戰略高度，要打一場全球供應鏈保衛戰。“確保全球供應鏈開放、穩定、安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命題，意義十分重大，可以從六個層面去解讀，第一、“背景”。由于全球貿易戰與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沖擊及破壞性最大的是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危機是全球性的。第二、“主體”。命題提出的主體是“全球供應鏈”，破壞的首先是一種組織方式，說明供應鏈的基礎與先導地位。第三、“開放”。全球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各經濟體互相開放，供應鏈才能生存發展。第四、“穩定”。供應鏈不管是企業、產業、城市、區域、國家那個層級，都涉及供給端與需求端，那個環節不穩定，出現“斷鏈”，將危及整體。第五、“安全”。供應鏈處于產業鏈與價值鏈的中間，供應鏈不安全，缺乏韌性抗圧力與彈性恢復力，產業鏈、價值鏈都不可能安全。第六、“確保”。習近平向發達國家喊話，要“確保全球供應鏈開放、穩定、安全”，確保是一種大國擔當，主要是發達國家的責任。現在為什么要迫切提出“確保全球供應鏈開放、穩定、安全”？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帝國木桶”受到沖擊，世界經濟向多元化發展，工業、金融、軍事、科技、文化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特別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和平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政府不愿接受這一現實，所以作出重大戰略調整，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另一方面，美國推行金融資本全球化所產生的貿易赤字、債務危機和制造業空心化，使就業率不斷下降，貧富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美國政府正千方百計尋找借口，轉移矛盾，讓其它國家特別是讓中國為它買單。他們從美國私利出發，揮舞單邊主義大棒，以貿易逆差、知識產權、國家安全為由，通過加征關稅、反對《中國制造2025》、打壓華為等高科技企業等對中國極限施壓，是美國打響了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戰損害的不僅是中國利益，還損害美國利益，也損害全世界利益。美國與中國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兩國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的40%，兩國的進出口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23%，中美貿易戰的經濟后果必然影響全球經濟復蘇，也可能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脹，中美貿易戰雖然表面上是中美之間的直接對抗，實際上關系到產業鏈上下游的眾多國家，比如韓國、日本和德國等上游生產國，還有下游的許多消費國。因此，中美貿易戰，加上美國對歐盟、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國加征關稅，實際上觸發的是國際貿易的世界大戰，擾亂和撕裂的是全球產業布局和供應鏈結構。打中美貿易戰，沒有贏家。中國會失去一部分美國市場，GDP的增速會有所減緩，但中國是一個內需發展型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有28年消費是國民經濟第一拉動力，有12年投資是第一拉動力，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很低，且中國已形成了進出口貿易多元化的格局，有220多個貿易伙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新興市場的份額逐步增加。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僅有14億人口的消費市場，更有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村振興強大的投資市場。沒有哪個國家愿意丟失中國市場，美國也一樣。美國為什么一定要打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貿易戰呢？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通過打中美貿易戰壓制中國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壓制中國科技、工業的發展，壓制國有企業的發展，削弱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第二，通過擾亂世界貿易體系，擾亂全球供應鏈體系，搶占世界市場，重構一個有利于美國的新國際規則與國際秩序。第三，尋找借口轉移國內矛盾。全球金融危機出自美國，美國自身矛盾重重，美國必須尋找借口，制造“中國威脅論”，終極目標是讓大家為美國的債務買單。2020年1月15日，經過多輪的艱難談判，中美達成了第一階段協議，讓全世界看到了一道曙光，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在新的時代尤其如此。但美國會不會不講信用，在第二階段談判中出爾反爾，只能坐觀其變。在以中美貿易戰為主戰場的世界貿易大戰中，對中國供應鏈與全球供應鏈造成了巨大沖擊。美國政府逆經濟全球化而行，不顧已建立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對中國通過政府行為加征關稅，使供應鏈運行成本大大提高，迫使跨國公司調整中國供應商或把生產基地從中國外遷；對華為等一些高科技企業采取斷供措施，要求盟國聯手與華為5G分割，極限使圧，用政府強制行為設置企業與產業供應鏈風險。供應鏈本來是一種企業行為，是一種市場經濟的優化配置，但美國政府揮舞行政大棒，對全球供應鏈規則實行野蠻的踐踏，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造成極大危害。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大爆發，中國首當其沖，它對人類本身，特別是對全球經濟將造成巨大影響，對中國供應鏈與全球供應鏈造成巨大沖擊，其沖擊度之大實屬罕見。這次新冠肺炎病毒，其傳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圍之廣，防控難度之大，在新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中國被迫采取武漢封城，工廠停工，服務業關門，交通管制，老百姓居家生活，這是一種特殊時期的社會與經濟運行模式，如何快速打贏這場阻擊戰，盡快復工復產，從中央到百姓都知道它的份量，能否打贏這場阻擊戰，并恢復經濟的快速發展，全世界帶著不同的心態觀望著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將決定中國的命運。在這歷史關鍵時刻，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傾全國之力，打響了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中國保衛戰，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戰爭，這場戰爭氣壯山河、驚心動魄，用了僅三個月時間，就取得了階段性重大勝利，中央不失時機的又做出部署，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恢復生產。這場抗疫戰爭，充分說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經受住了這場大考，錘煉了全民的意志，在全世界贏得了聲譽，但我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疫情巨大沖擊下，1-2月投資、消費、凈出口近30年以來首次同時出現負增長，疫情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沖擊超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全年經濟增長目標或難以實現。2月制造業PMI為35.7%，創歷史新低，其中生產指數27.8%、從業人員指數31.8%（低于2008年次貸危機時期），新訂單指.數29.3%、新出口訂單指數28.7%，回落幅度超出市場預期。非制造業PMI，受居民居家隔離的影響，降至30.1%，較前值下降23個百分點，創2012年統計數據以來最低值。建筑業PMI下降至26.6%，較前值下降23.1個百分點，創2008年以來最低值。1-2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凡是產業鏈條較長的行業，生產受上下游生產商的影響較大，工業增加值下滑更為顯著。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下降24.5%，基建、房地產、制造業三大行業投資均大幅下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剔除價格后實際同比下降23.7%。進出口總值5919.9億美元，同比下降11%。其中，出口2924.5億美元，同比下降17.2%；進口2995.4億美元，同比下降4%，進出口貿易從去年同期順差414.5億美元，變為貿易逆差70.9億美元，主要是國內疫情導致停工所影響。出口下降之大，是1995年以來僅高于2009年2月以及2016年2月的第三低值。從出口商品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下降最為顯著。對比2003年非典期間，本次疫情對出口的影響更大。分國家看，對美國（-27.7%）、歐盟（-18.4%）、日本（-24.5%）、韓國（-18.6%）以及東南亞聯盟（-5.7%）均出現下降，對美國、日本出口增速創1995年以來同期最低值。3月，隨著國內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國家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努力將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特別是保證全球供應鏈的穩定，但一季度，GDP負增長6.8%，投資同比下降16.1%，消費下降19%，外貿下降6.4%。形勢十分嚴峻。特別是國外疫情快速惡化，到3月底，已擴散到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確診病例已超過100萬，4月中旬已超過200萬，對人類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對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壓制生產與需求的上升，嚴重沖擊著中國與全球的進出口，全球供應鏈遭受嚴重打擊。這時，本應世界各國團結合作，共同抗疫，但美國的一些政客大唱反調，把疫情政治化，明知世界衛生組織早有決議，不能用地名或國名稱呼病毒，但他們仍把新冠肺炎病毐稱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向中國甩鍋，抹黑中國，美國政府正利用這一借口，到處煽風點火，妄圖發動一場新的攻勢，圧制中國，我們必須高度警惕。世界出現了供應鏈危機，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危機。中國已是全世界制造業中心，是全球供應鏈重要樞紐，在中美貿易戰與新冠病毒的雙重挾擊下，形勢如何？2012年2月，美國奧巴馬總統簽發了《全球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以下簡稱《戰略》），《戰略》設定兩個目標：一是促進商品的高效和安全運輸。強調商品在進出口貿易中的物理安全和網絡安全。二是培養一個有彈性的供應鏈。建設一個準備應對且能承受不斷變化威脅和危害，并可以從中斷中迅速恢復的全球供應鏈系統。綜觀《戰略》全文，我們可以發現，《戰略》的核心，一是“安全”，另一個是“效率”，正如文中所述，“我們拒絕接受安全與效率之間的錯誤選擇”。“安全”是美國國家核心利益，凡威脅到美國的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網絡安全、航行安全等等，都要傾全國之力，借全球之力，為捍衛“安全”而戰。《戰略》非常明確，美國要建立的是“全球供應鏈系統”，這個系統必須是“穩定、安全、高效和有彈性的”。美國還認為，“確保全球供應鏈系統，就是確保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和全球經濟穩定的整體全面安全”。“效率”則是確保美國在各方面走在世界前面的法寶，生產效率、市場流通效率、運輸物流效率等等“永遠第一”，隨之而來的是囯際經濟的治理權、話語權。把“安全”與“效率”賦予供應鏈，因為供應鏈強調的是資源整合，流程優化，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形成利益共同體與責任共同體。為了實現《戰略》要求，美國強化了全球供應鏈系統風險的識別與評估，加強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與運輸透明化技術研究，推進信息共享與智慧供應鏈發展，強化國內標準與法律規范，並推進全球供應鏈治理結構改造，特別是貿易便利化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全球資源整合。成立了跨部門的全球供應鏈工作小組，每年向總統提交工作報告，提出新的建議。國防與情報部門專門成立全球供應鏈風險評估組織。商務部成立了40人組成的全球供應鏈競爭顧問委員會。美國從其國家利益出發，把全球供應鏈安全提到了戰略高度。2017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中國把供應鏈上升到國家戰略。明確提出了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國家安全，指出“推進供應鏈全球布局，加強與伙伴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合作共贏，有利于我國企業更深更廣融入全球供給體系，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落地，打造全球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建立基于供應鏈的全球貿易新規則，有利于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保障我國資源能源安全和產業安全”。2019年11月5日，習近平在第二屆上海進口博覽會開幕式演講中指出，“當今世界，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深入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國經濟融合是大勢所趨。”“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不斷削減貿易壁壘，推動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場需求”。中國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出發，把確保全球供應鏈安全提升到了新的戰略高度。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與作用，存在的問題與軟肋可以從中國與世界各國產業的融合度、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中國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來加以分析。當前中國建立起了涵蓋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的完整工業體系，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01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國，已經連續多年穩居全球首位，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占居世界第一。這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提升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入世后，全球供應鏈逐步演化為一個“金三角”：一角以歐美日韓為中心，提供高技術和關鍵核心零部件；一角以中國和東盟為代表，以加工組裝和基礎零部件制造為主；一角以俄羅斯、澳大利亞、中東及南美為代表，主要從事能源、原材料產業。這個“金三角”中，中國日益成為全球的制造業中心，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重要節點。麥肯錫2019年分析了186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發現65個國家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是中國。麥肯錫選取了20個基礎產業和制造業，分析在這些行業中，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消費、生產和進出口的依存度。其結論是，“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在相對下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卻相對在上升”。例如，在電子、機械和設備領域，中國的角色既是供應方，也是市場。中國在這些領域占全球出口總額的17%-28%，占全球進口總額的9%-16%。在輕工領域，如紡織和服裝，全球各國高度依賴中國的產出。中國占據了全球紡織和服裝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估計，2000年至2017年期間，全球與中國的經濟聯系擴大了兩倍。世界銀行稱，2000年中國僅占全球貿易的1.2%，2018年該比例達到三分之一。在亞洲，同期中國的貿易占比從16%上升到41%。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上升，則表明中國作為消費市場、供應方和資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中國貢獻了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35%。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盡管目前中國在全球家庭消費中的占比僅為10%，但在2010-2017年間，中國貢獻了31%的全球家庭消費增長額。另外，在汽車、酒類、奢侈品、手機等許多品類中，中國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場，約占全球消費總額的30%以上。中國在2015-2017年間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和目的地。2018年底，在華外資企業約60萬個，活躍的是40萬個，分布從制造業到服務業幾乎所有的統計門類，其中最多的是制造業，超過14萬個。對外貿易依存度又稱為對外貿易系數，是指一國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其中，進口總額占GNP或GDP的比重稱為進口依存度，出口總額占GNP或GDP的比重稱為出口依存度。對外貿易依存度反映一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是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50年代，中國對外依存度在10%左右，到1971年降至4.98%，這是那個年代帝國主義封鎖和我們強調自力更生的結果。70年代后期又恢復到10%左右。改革開放后，對外依存度波動上升，1985年突破20%，1991年突破30%，1994年突破40%，2003年突破50%，2004年接近60%(59.76%)，2006年達到峰值66.52%，后逐年下降，2012年降到了50%，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加工貿易隨著成本上升轉移出去，以及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的結果。近幾年的貿易依存度基本在30%左右，2018年為33.9%，2019年為35%。中國產業鏈和供應鏈已在全球布局。但我們很清楚，中國作為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從原材料、中間品到高技術產品還需大量依靠國外。據第68版《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統計，2018年，中國占全球能源消費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的34%。中國連續18年成為全球能源增長的最主要來源。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油氣進口國。2018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72%，為近五十年來最高；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為43%。2018年，中國糧食產量已經突破13000億斤，水稻、小麥、玉米三大谷物自給率保持在98%以上。但是，我國每年還要進口超過1億噸的糧食，大豆對外依存度更是超過80%。2017年中國進口鐵礦石10.74億噸（2018年為10.38億噸），對外依存度為89%。高科技產品許多仍依靠進口，如半導體產品、航空航天及其零部件、機械設備、化工產品、汽車零部件、醫藥醫療機械等等。華為是世界領先的高科技企業，它在全球的供應商就有1.3萬家，99家核心供應商中有33家在美國，2018年全球采購額超過700億美元，三分之一來自美國。世界銀行把決定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因素分為四類：要素稟賦、市場規模、地理、制度。對于要素稟賦來說，最重要的是擁有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這樣才能吸引到足夠的外商直接投資。對于市場規模來說，大型經濟體有能力建立完整的產業鏈，避免中間品反復進出口帶來的成本，而采用更自由化的貿易政策能夠提高市場規模。對于地理來說，更靠近全球貿易網絡樞紐(如中國、德國、日本、美國)的國家或地區更有可能參與全球價值鏈，物流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對于制度來說，單邊與多邊的貿易協定以及對外開放水平有助于提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因此，單個因素(如關稅、勞動力成本)不能唯一決定某國、某行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一個國家的出口值加值（GVC）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國外增加值(FVA)和國內增加值(DVA)。后者又可以進一步分為三個部分：出口到第三國的國內增加值、用于外國最終消費的增加值、重新進口本國再出口的增加值。出口中的國外增加值部分被稱為后向參與度，出口給進口國、再由進口國出口到第三國的增加值部分被稱為前向參與度，兩者之和被定義為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根據麥肯錫分析，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頂點是在金融危機前：2008年世界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為61%，較1990年的48%上升了13個百分點。金融危機后，世界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下降，2018年為57%。2018年，中國GDP占全球的15.8%，出口占全球的10.6%。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為45%，低于世界的57%。其中前向參與度為32%（1990年為23%），后向參與度為13%（1990年為6%）。可見，中國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更多地偏向于出口中間品，由進口國再出口至第三國。從2018年的國際對比來看，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在全球主要出口地區中處于中下游。（1）當前的中國，已融入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是供應鏈的供方，也是供應鏈的需方，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世界對中國的依存度在提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2）中國已是全球供應鏈重要樞紐，在任何情況下，供應鏈斷裂將是致命性的。確保全球供應鏈的開放、穩定、安全，就是確保中國經濟的開放、穩定、安全，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還有很多發展空間，存在巨大潛力。（3）中國是全球制造業大國，但還不是制造業強國，對全球價值鏈創造的參與度不足，如何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增強核心競爭力，是對中國經濟的一場大考。如果說，中美貿易戰已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巨大沖擊，那么，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對全球供應鏈是雪上加霜。無數企業正在遭受停產、關門、甚至是破產倒閉的威脅。全球的需求受挫，新訂單疲軟，供貨受阻，生產波動。跨國公司調整供應鏈結構，引發全球產業鏈重組，引發全球經濟治理結構變革，這對中國供應鏈是嚴峻挑戰，也是重大機遇。中國應做好企業、產業、城市、國家層面的供應鏈戰略頂層設計，分類施策，推動供應鏈再造和智慧化變革，變危機為機遇。如何應對全球供應鏈危機，確保中國供應鏈與全球供應鏈的開放、穩定、安全，是一篇大文章。2017年10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7〕84號），供應鏈作為一種新理念、新技術、新模式被廣泛接受，已經成為產業及經濟的新型組織形態、商業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創新，許多企業、產業、城市積極探索，成為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動能，供應鏈試點企業、試點城市取得了可喜的階段性成果。在供應鏈的創新與應用中，如何確保供應鏈安全，一直是供應鏈體系建設的重點，特別是中美貿易戰與新冠病毒的全球性大爆發，使國內外供應鏈受到沖擊，如何建設一個開放、穩定、安全的供應鏈體系已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戰略重點。美國是把供應鏈列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首創者。為了應對自然災害和恐怖主義對于國防安全存在的威脅，同時維護美元在國際市場中的絕對地位，繼續在國際貿易中保持大國優勢，促進美國經濟繁榮發展，美國最早將供應鏈管理上升為國家戰略。其供應鏈安全政策主要聚焦于國防安全、民生安全等重要領域的關鍵產品和戰略資源的供應等。2007年，美國發布《加強國際供應鏈安全的策略》，2011年發布《美國及歐盟供應鏈安全聯合聲明》，2012年發布《全球供應鏈國家安全戰略》，2013年發布《全球供應鏈國家安全戰略實施計劃》，2015年發布《白宮供應鏈創新計劃》，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其任內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8年9月20日，特朗普發布上任后的首份《國家網絡戰略》，2019年7月，美國國防部依據《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制定《國防部數字現代化戰略》，2019年8月發布了《供應鏈安全戰略》。美國強調需要建立一個彈性的全球供應鏈系統，使之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經受并迅速從被破壞的狀態中恢復過來。美國關于針對特定威脅或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許多彈性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例如開發能夠抵御網絡威脅或其他干擾的信息技術系統、電力和能源供應鏈等。美國各部門和機構定期與國會接觸，通過制定法律法規，保障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同時確保供應鏈系統安全。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明確，供應鏈是落實新發展理念的重要舉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引領全球化提升競爭力的重要載體。推進供應鏈創新發展，有利于加速產業融合、深化社會分工、提高集成創新能力；有利于建立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合作共贏的協同發展機制；有利于建立覆蓋設計、生產、流通、消費、回收等各環節的綠色產業體系；有利于加強從生產到消費等各環節的有效對接，降低企業經營和交易成本，促進供需精準匹配和產業轉型升級，全面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有利于我國企業更深更廣融入全球供給體系，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落地，打造全球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有利于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保障我國資源能源安全和產業安全。當前的國內與國際形勢，中國必須有自已的全球供應鏈安全戰略。什么是供應鏈安全？供應鏈安全是指供應鏈計劃、研發、采購、生產、銷售、服務、回收等全過程、全方位，通過脆弱性識別與風險管控，將其受到威脅、損失或中斷的風險，降低并保持在可接受水平的韌性與彈性狀態。造成供應鏈不安全，既有內部主觀因素，也有外部客觀因素。內部因素主要來自：（1）企業缺少供應鏈能力，縱向與橫向資源整合度低，環節多、周轉慢、效率低、信用差、缺人才、成本高，隨時可能被擠出供應鏈系統。（2）產業鏈不完備，缺少自主知識產權，缺少市場拓展能力，缺少戰略資源與戰略資本，產業集中度低。（3）對外依存度過高，特別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4）國內市場吸引力減弱。（5）國家政策調整。外部因素主要來自：（1）一些國家實施歧視性貿易、投資、技術、人才、信息管制。（2）用國內法代替國際法，使正常經濟活動中斷或受阻。（3）嚴重自然災害以及突發性國際公共衛生亊件，工廠停產，供需“斷鏈”。（4）網絡攻擊及恐怖襲擊。（5）局部戰爭以及地緣政治改變。供應鏈安全風險有的是可控的，有的是不可控的。所以，無論是企業供應鏈，還是產業、城市、國家供應鏈客觀上就存在一種脆弱性，所謂供應鏈“脆弱性”是指由于種種內外因素對供應鏈遭受不利影響及可能破壞的性質，這是所有供應鏈的客觀存在，差異的是“脆弱性”的程度不同而己。供應鏈安全是一個廣義概念，主要是企業與產業安全，也涉及到國家的經濟安全、貿易安全、技術安全、國土安全、運輸安全、網絡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態安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等，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在所有的安全中，企業供應鏈安全是基礎，產業與城市供應鏈安全是重點，國家供應鏈安全是根本。但核心是供應鏈的物理安全與網絡安全。物理安全指的是供應鏈基礎設施、技術裝備的安全，供應鏈上下游商品與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安全；網絡安全指的是供應鏈網絡中相關信息、數據的安全，包括軟件與硬件安全。怎么辦？許多國家都提出要建設一個彈性與韌性供應鏈。供應鏈“韌性”是指供應鏈有足夠強度的抗打擊能力；供應鏈“彈性”是指供應鏈面對不確定性環境時，具有的快速應對、彈性恢復及可持續運行的能力，有一個能夠承受意想不到的破壞并從中迅速恢復、具有彈性的系統。當某一路徑被阻斷可以找到第二個路徑，當一個供應商缺失可以找到備份的供應商，也可從一種資源整合方式調整到新的整合方式。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與2020年的新冠病毒全球性爆發，確保全球供應鏈的開放、穩定、安全成了全球關注的熱點，因此，供應鏈安全必須上升到國家戰略，並制定頂層設計，落實組織措施。供應鏈是與經濟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是供應鏈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社會分工在一個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發展，形成全球采購、全球生產、全球流通、全球消費的總格局。2019年11月5日，習近平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歷史潮流。長江、尼羅河、亞馬孫河、多瑙河晝夜不息、奔騰向前，盡管會出現一些回頭浪，盡管會遇到很多險灘暗礁，但大江大河奔騰向前的勢頭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難題，沒有哪一個國家能獨自解決。為此，他提出三點倡議。笫一，共建開放合作的世界經濟。當今世界，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深入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國經濟融合是大勢所趨。第二，共建開放創新的世界經濟。創新發展是引領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第三，共建開放共享的世界經濟。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對某些高科技產品斷供，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通過打亂中國的全球供應鏈來打壓中國的經濟發展。提高關稅，斷供，迫使許多外資企業離開中國，或到其它國家去尋到供應商，調整供應鏈結構，使一些美國企業回流到美國，實現再工業化計劃。但實際結果並非美國政府所想象的那樣，一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在構建其供應鏈時，並不考慮單一因素，成本提升只是其中一個因素，還有營商環境、基礎設施、技術裝備、產業工人素質、配套體系、交通運輸、市場容量、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構成的，一旦形成優勢，很難改變。大家看重的是服務于中國市場，“中國生產、中國市場”已成為叢林法則。回顧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蘇聯解體以后，美國主導了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英國啟動了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第三次，皆由美國引領，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曾參與其中。全球治理體系初步建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美國依靠強大的工業、軍事、科技、美元、文化實力，稱霸世界。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向多元化發展，美國的工業、金融、軍事、科技、文化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加上國內矛盾重重，為了擺脫困境，美國政府采取貿易戰、退群等辦法來擾亂世界。從西方經濟學的任何一個角度看，美國不可能放棄和真正反對全球化。事實上，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大消費國，必須大力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毀掉全球化就相當于毀掉了美國的根基。只有依靠全球貿易和投資體系，美國才能源源不斷的從世界各國攫取收益，以供養昂貴的民主福利體系。在美國挑起全球貿易大戰，脫群，到處煽風點火的關鍵時刻，習近平一直提倡與堅持全球經濟命運共同體與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2020年3月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上，習近平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才能在出現攸關全人類命運的時候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合體共贏，運作的模式就是供應鏈，因為供應鏈是一種全新的組織方式，一種分工合作的治理結構。首先要界定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什么是涉及全人類命運的，聯合國主持下的可持續發展計劃大都涉及到了，比如貧富差距、氣候變暖、恐怖主義、糧食危機、生化武器、貿易公平、全球公共衛生亊件等等，這些問題，不是靠那一個國家能解決的。就公共衛生事件來講，除了具有成因復雜、發生突然、感染面廣、治理較難等一般特征外，還具有后果危害大的特點。1918年暴發的西班牙大流感導致2500萬至4500萬人死亡，這個數字遠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1600萬人的死亡人數。即便到了21世紀，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仍然能夠導致大量人員死亡。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使利比里亞、塞拉利昂等國家失去了一半的工作崗位，喪失收入的民眾紛紛走上街頭并引發社會騷亂。真實世界面臨的威脅，并不比想象中的世界危機輕松。全球化時代，人類面臨的共同風險和挑戰日益嚴峻，生物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全世界、全人類面臨的重大生存和發展威脅之一。眼下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波及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正演化為一場全球危機，威脅世界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沖擊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版圖。危難關口，人類只有克服自私狹隘的沖動，凝聚合力，攜手抗疫，才能去守護共同家園，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其次，要明確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運作主體？很清楚，是全人類。但全人類生存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歷史背景不同，文化淵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國家制度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各種矛盾交叉復雜，這是一個現實世界的真實。但自然界是多元的，因為多元，地球才精彩紛呈，人類界也是多元的，因為多元，全世界才充滿活力。社會發展規律、自然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規律，使全世界在矛盾的對立統一中生存發展，共同利益維護著人類家園。現在有些國家從本國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傷害其他國家的利益，傷害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這樣必然加劇矛盾和沖突。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在超越國家與區域界線、超越經濟利益考量和科學技術競爭、超越文化價值觀念沖突等的基礎上，才能得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于各個國家、各國民眾的共同命運所構建的共同體，它所關乎的是人類作為物種的存續和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的問題，所關乎的是人類的整體利益、人類社會的長遠利益。共同建設一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新時代國際新秩序。在發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與公共衛生亊件時，政府首要任務是救援，人命關天，把人員的損失減到最小。第二位的是盡快恢復生產、恢復生活。這次新冠肺炎病毒，黨中央提的是全民抗戰，打一場阻擊戰、保衛戰。在抗疫取得實質性勝利時，及時提出要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有針對性加大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力度，更有效應對疫情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用最短的時問快速打贏這場抗疫阻擊戰，盡快復工復產，己經成了確保中國全球制造業中心，全球供應鏈重要節點的經濟戰略保衛戰。就汽車產業來講，全球80%以上的汽車零部件和中國制造相關。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9年在中國的汽車零部件企業出口額超過600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在華子公司對外出口占40%。這些跨國零部件一直在加大中國工廠“一處水源供全球”的力度。而疫情重災區湖北，是中國四大汽車生產基地之一，也是零部件企業，匯聚之地，上游供應鏈企業超過百家。產值占中國汽車產量8%，數千家零部件供應商分布在此，為全球供貨。僅以武漢東風大道為例，就聚集了近2萬家企業，營收總和達到萬億級。包括7家整車企業，12個汽車總裝工廠，500多家零部件企業，每年汽車產量過百萬。加上上海、廣東、重慶、浙江等地，占據全國汽車產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疫情使這些企業停工停產，使這些零部件首先在中國中斷，進而加劇了國際汽車制造的震蕩。《日本經濟新聞》數據顯示，2018年日本來自中國的汽車零部件進口額約為3470億日元，相當于“非典”爆發時候的約10倍，由于許多產品無法替代，新冠肺炎使豐田、本田等企業受到重創，有的正在考慮把中國供貨產能轉移到第三國。如果不能及時復工復產，德國、美國、韓國汽車行業也無法置身事外。從國家來看，供應鏈不同環節對中國依賴程度較高的國家會受到較大影響。雖然德國的汽車生產環節并沒有嚴重依賴中國的供應，但其終端銷售與中國市場聯系密切，增量部分幾乎全部來自中國。由于疫情直接導致汽車銷售銳減，德國的汽車行業因此會受到沖擊。在半導體產業鏈上，日本和韓國更多分布在供應鏈的上中游，而中國則更多是供應鏈的中下游，來自中國需求的短期減少給日本和韓國相關企業也帶來直接的影響。而依賴于中國供應中間產品的國家，如越南，一些企業則直接面臨了生產停滯的風險。澳大利亞近40%出口產品銷往中國。澳大利亞的必和必拓表示，如果到3月底疫情還未得到控制，該公司預計將下調對大宗商品需求增長的預期。擾亂與打擊中國的供應鏈，這是美國政府夢寐以求要做的亊情。2018年10月份出臺的《美國制造業供應鏈彈性與脆弱性》報告中，詳細地指出了中國供應鏈對美國工業的所謂損害，導致將近300種漏洞。美國隨后就會通過各種措施，把這些漏洞給一一堵上。中美貿易戰是，新冠肺炎病毒也是，美國正在尋找一種腐蝕的力量，侵蝕中國制造的集群優勢，削弱中國供應鏈的護城河。中國美國商會在2019年5月對會員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為了應對美國對中國提高關稅的影響，美國公司越來越多地采用“在中國，為中國生產”的戰略（35.3％），或推遲和取消投資決定（33.2％），約39.7％的受訪者正在考慮將制造工廠遷至中國境外。疊加美國政府圧力與新冠病毒的影響，產業鏈與供應鏈重組難于避免。所以，現在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流行，內外同時掐脖子，供應鏈波動，加重了經濟的窒息效應。中國面對的任務，不是戰勝病毒那么簡單，而是爭分奪秒戰勝，以盡快解除內外同時勒在經濟上的繩索。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斷的時間越久，就是給西方足夠的時間，去做中國在世界產業鏈和供應鏈中樞紐作用現實替代性的壓力測試。一旦轉移替代形成，我們很多行業三十年制造業基礎就會受損。所以，及時全面復工復產就成了當務之急。《財富》雜志認為，世界 1000強企業中有94％經歷了新冠病毒帶來的供應鏈中斷。許多觀察家認為，如果疫情造成的停工拖延到3月以后，將會造成供應鏈的長期錯位，產業鏈、供應鏈重組，中國作為供應鏈重要一環的地位就會遭到沖擊。結論是：中國必須與時間賽跑。確保國家供應鏈開放、穩定、安全，做好我們自己的事，夯實基礎，苦練內功，提升國內供應鏈能力是基礎，是關鍵，是圧艙石。 什么是供應鏈？供應鏈目前常用兩個定義，一個是《物流術語》國家標準，“供應鏈是生產與流通過程中涉及將產品與服務提供給最終用戶的上游與下游企業所形成的網鏈結構”，另一個是2017年的國務院辦公廳84號文，“供應鏈是以客戶需求為導向，以提高質量和效率為目標，以整合資源為手段，實現產品設計、采購、生產、銷售、服務等全過程高效協同的組織形態”。兩者是一致的，從網鏈結構到組織形態是一個提升。從定義我們可清楚看到，供應鏈是企業的靈魂，經濟學家樊剛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供應鏈戰略已成為跨國公司的頭號戰略，優化供應鏈管理已成為成功企業的重要標志，實施與不斷優化供應鏈管理也已成為中國企業的必然選擇”。2018年，《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前25位有5家中國企業，前100位中有22家中國企業，但由Gartner公司每年公布的全球供應鏈25強中，中國沒有一家，在100強排名中，中國企業進入的只有3家，即聯想（26位）、華為（35位）、海爾（41位）。在供應鏈管理領域，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我們必須急起直追。所以，要制定與完善企業供應鏈總體方案，不斷提升企業自身的供應鏈韌性與彈性，全面開展供應鏈安全評估，增強免疫力。要根據國內外情況的變化，優化上下游供應鏈結構，創新商業運作模式，科技賦能，增長內在動力。中國己經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是全球制造業中心，全球供應鏈重要節點。農業、制造業、流通業、建筑業、金融業、能源業、通訊業等等，要在產業鏈前端的科研與知識產權，已及后端的市場拓展與話語權上下功夫。對在國際上領先的優勢產業以及有關國計民生的重點產業要制定專門規劃組織實施。在受到供應鏈安全風險沖擊時，防止發生供應鏈成員過多的轉移替代，造成產業重組中的高成本。要打造中國特色的供應鏈營商環境，在三方面發力，一是在基礎設施、技術裝備、產業工人素質、配套體系、交通運輸、市場容量、海關效率、知識產權、跨境電商、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施策，實現從成本、資源軀動型供應鏈向效率軀動型供應鏈、資本軀動型供應鏈、價值軀動型供應鏈與市場軀動型供應鏈轉型發展。二是要在生產能力與市場潛力上下功夫，形成國內生產與消費兩大市場，市場足夠大，是產業供應鏈安全的重要保障。三是除一些戰略資源保持較高對外依存度以外，對大部分高端產品大幅度降低對外依存度，通過科技攻關，實現進口國內替代。世界銀行每兩年發布的《全球供應鏈績效指數》，2018年中國排26名，這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在海關與邊境管理清關的效率、貿易與運輸基礎設施的質量、安排具有競爭性價格貨運的便利性、物流服務的競爭力與質量、追蹤與追溯貨物運輸的能力、貨物運輸在既定或預期交付時間內的到貨率等六大指標中，中國的軟肋特別明顯，我們必須老老實實承認這一點，定時定質趕超世界水平。在互聯網與物聯網時代，人們開始研究與打造智慧城市，規劃設計智慧化、數字化、綠色化、彈性化城市總體方案，實際上一個城市的管理，是“五流”即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人文流等各種資源的優化組合，以實現發展模式、產業結構、空間布局、運作流程的最優化。經濟學家波特提出，城市競爭力的發展有四個階段。即生產要素導向階段、投資導向階段、創新導向階段和富裕導向階段。中囯城市基本處于投資導向階段，有些城市已向創新導向轉移。城市的情況千差萬別，城市供應鏈戰略有共性，更有個性，正因如此，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水平與風格。每個國家都以中心城市或城市集群為經濟紐帶，以帶動全國經濟，包括“三農”的發展。城市運作如何至關重要。201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為59.58％，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達到70％才穩定下來，城鎮化過程中，交通、教育、醫療、住房、老齡化、就業、恩格爾系數、物價等等都要統籌，特別是發生自然災害和突發公共衛生亊件打造應急體系，這是一個全方位的供應鏈協同。不僅涉及經濟發展，也涉及社會發展。不僅涉及到城市內部資源整合，也涉及到與外部城市以及城鄉資源的整合。完善應急供應鏈保障體制與法律法規，使應急供應鏈保障在體制機制、指揮流程、協同機制、職責分工上有法可依，使軍、地、政、企在力量與資源融合上有操作標準，.使各利益相關主體的責權利清晰可追溯；建立國家應急物資保障大數據平臺，全面提升應急物資保障的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強應急物資儲備體系建設。推動應急物資儲備專業化與社會化的有機結合，建成國家、地方、軍隊、企事業單位甚至家庭的一體化儲備體系；加強應急物流網絡建設，充分發揮鐵路、公路、航空、水路、郵政快遞、倉儲配送的比較優勢，促進彼此有效銜接、互為補充，形成組合優勢，構建立體、綜合、現代的應急物流網絡；加強應急供應鏈體系的技術支撐，探索構建區塊鏈化的災害應急體系，大幅度提升災害恢復的效率和效益。提升國家供應鏈競爭力，是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之一。這次與新冠肺炎病毒，暴露不少技術短板，供應鏈系統軟實力的基礎設施投入不足，集中度低，碎片化嚴重。所以，要加大對供應鏈全球競爭力提升的5G.、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信息追溯等加大投入，安排一批重大研究與重點工程；扎實推進國家物流樞紐建設，扎實推進供應鏈創新中心建設，形成綜合運輸體系，實現供應鏈硬件與軟件的系統升級，最終實現供應鏈的數字化。——以“一帶一路”供應鏈為載體，探索全球供應鏈治理新模式全球供應鏈是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是一種新型的國際治理模式。經濟命運共同體與全球命運共同體是全球供應鏈所追求的目標。而“一帶一路”是全球供應鏈的有效探索，實踐己充分證明，“一帶一路”受到沿線各國的廣泛歡迎并已取得實質性的推進。要明確提出“一帶一路”供應鏈的概念，不僅關系到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科學運作，更要貫徹開放、高效、穩定、安全、綠色的理念，真正做到優勢互補，合作共贏。——把握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打造名副其實的全球供應鏈樞紐市場足夠大，是產業供應鏈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利用國內巨大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市場，吸引發資外商，做大做強全球供應鏈重要節點；要利用好“一帶一路”通道與經濟帶建設，擴大經濟合作規模。中國是全球最大也最有潛力的市場，一看進出口貿易總額，2019年為45753.0億美元（31.5萬億人民幣），其中出口24984.1億美元 ， 進口20768.9億美元 中國是世界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二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19年為41萬億人民幣，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三看全社會生產資料銷售總額，2018年為73萬億人民幣，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市場國。這三組數字反映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也是打造全球供應鏈的最大吸引力。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特別是這次新冠病毒在全球大爆發，將對世界發生重大影響，世界會發生什么變化我們要有充分準備，有“預”的思維，“防”的戒心，“備”的充分，未雨綢繆，打有準備之仗。毛澤東是一個偉大戰略家，他留給我們許多智慧，古代的《孫子兵法》，給后人留下取之不盡的財富。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大國，但不是強國，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需要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中生存與發展，與世界各國共建經濟命運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一定會加大全球經濟下行圧力，2020年會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最低的一年，也有可能出現負增長。經濟全球化遲緩，甚至出現萎縮。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治理結構出現重大調整，在這一歷史性時刻，美國與中國作為世界第一與第二大經濟體，是選擇合作還是對抗，關系到世界的命運。中美關系主導著全球關系，發展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關系是一種大國擔當。全世界各國領導人也有足夠的智慧穩定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文章作者：丁俊發 商務部現代供應鏈專家委員會成員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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